政法人物
政法档案
政法论坛
政法风云
政法博客
   当前位置:首页 >>政法博客
开律师事务所是我最好的答卷 --记回国开所第一人段祺华
2008年10月15日 18:23
来源:东方网 选稿:实习生 王丽琳

  1992年,他拿着全国第一张归国留学生证“编号00011号”,回归祖国的怀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掀开了中国律师业发展新的篇章。

  律师,在1988年的中国,他就是一名律师。那一年,他选择出国留学,同样,“中国律师”的身份决定了他在学成后,回国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92年,他拿着全国第一张归国留学生证“编号00011号”,回归祖国的怀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掀开了中国律师业发展新的篇章。

  他就是段祺华。律师这个职业,使他的梦想与祖国急切奔向现代化的改革车轮,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一

  1988年春末的一个雨天,我在位于上海乌鲁木齐路的美国总领事馆幸运地拿到了去美国的F-1留学签证。当时,那位黑人女领事毫无表情地望着我的眼睛,说了一句她每天大概要重复几十遍的话:“希望你三年以后完成学业,能够兑现你的诺言,回到中国。”

  “是的,三年以后,我一定回来!”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用英语答道。但是,我的目光却故意避开她的眼睛,投向签证处的窗口,屋外的丝丝春雨正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我知道自己没有实话实说。是的,在那个年代,每个离开中国的学生,都把离开中国去美国看成命运之神赐给自己的一张单程机票,谁会想到回来?说老实话,我那时并不想回中国,只要不是故意掩饰,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从中国出去的留学生的真实想法。

  然而,19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这句话脱口而出的回答却深深地刻入了我的潜意识中,后来我所做出的一连串在旁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决定,大概都与这句话有关。

  三年以后,也就是1991年,我回到了中国。

  当然,这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回国创业,而是作为美国最大的农业公司辛普劳的代理律师到北京谈判建立一个合资企业,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餐饮集团麦当劳在中国准备设立的餐厅供应薯条。

  这是我在1988年出国后的首次回国。当时距离震动世界的1989年政治风波仅一年多,大量的先期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正在不断撤出中国市场,情形并不乐观。麦当劳公司身为全球五百强企业之一,连锁餐厅业的巨头,却抓住时机,要在那个时候打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北京的心脏地带——天安门广场边上的王府井闹市区的路口,开设一家当时是全球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麦当劳对中国市场的进军带来的不仅是令中国快餐业自叹弗如的汉堡包,还有一流的配货中心,而在配货中心的大旗底下,排列着阵容庞大的麦当劳全球供应商的队伍。生产冷冻薯条的辛普劳就在其中。

  作为代理辛普劳在中国投资的律师,我在1991年5月到1992年5月期间,先后五次回国,每次都在北京的王府饭店住上几个星期。

  从寻找合作伙伴开始,经过合资谈判,再到起草合资企业合同、章程及其他各项文件,整整一年的辛勤耕耘终于换来了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冷冻薯条加工企业的诞生。

  “感谢你的帮助,为我们的土豆扎根中国市场,干杯!”合资企业开业的庆祝就会上,辛普劳的总裁向我祝酒,他的眼睛里分明看到了无数张冷冻薯条换来的美元。

  “我更要感谢辛普劳,你们不仅付了我一大堆美元的律师费,使我得以养家糊口;还让我有机会回到这个我原以为不会再回来的祖国,看到了许多无法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看不到的东西。”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偶然发生的。在为辛普劳的合资企业奔忙期间,我虽已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并断定外资撤出中国的下跌行情已经探底,随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的到来,市场形势会迅速反弹。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留学生的一次创业机会。如果不是几个星期后在台北姑母家与姑父有了下面一段闲聊,我恐怕不会在1992年7月下定回国的决心。

  “你有没有想过回大陆做事业?”

  “有啊,但现在回去的留学生都是公派的,一般都回老单位,不是在大学教书就是去科研机构干活,听说全是老体制、老人事关系,白白留学一场。即使上面给点优惠政策,也是每分钟遭人嫉妒。”

  “回老地方当然不行。是否可以另起炉灶,自己创一番事业呢?从台湾留学生的经验来看,当初留在美国的人笑回台湾的人,而现在他们又大吃后悔药,回台湾的留学生创下的业绩远远超过那些留在美国的人。从法律界看,理律法律事务所已成老大,里面的律师大半是从国外回来的。”

  姑父的话打动了我。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我就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美国教授给了一个3.2分(相当于70分),并且开玩笑说:如果我办得成这样的律师事务所,他会补个满分给我,并把中国法教授的位置让出来。我决定搏一次,因为我感到姑父的话应该是经验之谈。回中国创业或许是留学生证明自己价值的最佳选择。

  二

  出乎我的意料,从上海回到西雅图把回国创业的想法一透露,却遭致一片反对声。

  1983年我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于1988年自费赴美国华盛顿法学院留学。1990年荣获该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受聘于美国西雅图“威廉克斯诺及布斯吉法律事务所”法律顾问,兼任美国西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裁。

  职务好、年薪高,有好车、有好楼,这不正是一些留学生追求的“目标”吗?

  然而,一种爱国痴情和信念,使我毅然决定回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

  回国前夕,我在大街上遇见了在中学的一位同学。听说我要回到中国去发展时,这位同学大吃一惊。

  “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打算回去的。”我说。

  “干吗?报效国家?你是共产党员?是民族英雄?是爱国志士?本世纪都快要结束了,怎么还有你这样古董?”我的同学连发炮式地反问。

  “爱国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吧?”

  “你怎么这么传统!”

  “爱国这个传统没什么不好!”

  “我只是对你回国表示担心,因为中国目前还是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

  “中国法制不健全,那我们学法的就更应该回去,使中国的法制健全起来。况且,我要回去,爱国当然是一个因素,可还因为我看好了中国,相信我在国内能有更好的发展。”

  两个老同学的对话,好似法庭上的一场辩论,以我为胜诉。

  

  三

  在1992年的下半年里,我奔波于中美之间,从国家教委,人事部,司法部,一直到上海的各相关部门层层拜访,所得到的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答复却都是一个字:No。

  当时的上海,虽说鼓励留学生来工作,并与之配套了留学生来上海工作申报户口的办法,但口子并未全部敞开。

  更早些时候,零星的归国留学生欲到上海开创一番事业时,上海方面甚至规定,当地的优惠政策只有上海籍的留学生才享受得到。

  我不解:“国家不是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回国兴办企业吗?”

  答复是:“文件上只规定欢迎留学生回国办企业,可办律师事务所没有规定。要做律师,须到国内的律师事务所。”

  我急了:“政策不能放宽吗?”

  没有答复。

  当时的律师按规定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律师事务所只能是“国办”的或集体合作的。

  但我坚信我在《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中分析得到的结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是改革开放的必需,是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必需。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外商要投资,要和中国做生意,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你怎么能指望外商相信一个身份是“国家干部”,薪水由国家支付的律师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中国要走向世界,就一定会有开办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那一天。

  我自己也记不得到底打了多少报告,游说了多少人。半年后,一位领导在一份政府文件上批示:“可以开这个口子。”

  上海市这个口子一开便不可收拾。1992年,全国第一个留学生创业园在上海创立。次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办企业的文件。其中明文规定,注册资金只要不低于1万美元,出国留学人员便可来上海办企业。

  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感动了上帝。1992年11月,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获得国家教委、司法部、上海司法局和上海人事部门的特别批准。

  1993年初,我辞去了美国律师行年薪达8万美元的工作,带着妻子和老母,拖着一双年幼的女儿,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国土,而留在美国的,除了一幢负债累累的房子,就什么也没有了。

  1993年4月8日,以我为核心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宴会厅举行挂牌仪式,100多位贵宾出席了开幕式。

  至今,我的办公室里都挂着一个精致的像框,像框中镶嵌着一封白宫来信:“亲爱的查理-段先生,非常感谢您告知我贵事务所开业的喜讯,在此祝愿事务所万事顺利。”落款处,是克林顿总统的亲笔签名;时间是:1993年7月15日。

  我的律师事务所开业,着实让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国内外人士深感意外。

  此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兴趣。此前,我曾就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克林顿总统有过两次书信交往。

  1997年初,我国颁布了新的《律师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私人可以开办“合伙的律师事务所”。这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

  1993年刚开业的时候,有关部门虽然同意我们办留学生投资的律师事务所,但也给我们提了三条基本原则,要求我们遵守:

  1、作为回国办所的留学生,不要代理刑事案件;

  2、由于我和妻子周琪出国前都是律师,希望我们与国内同行搞好关系,不要再去抢以前的客户;

  3、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希望我们能结合自身特点,把当时国内律师甚少涉足的涉外业务领域开拓出来。

  我之所以到今天还记得这三条原则,因为当时我们是真的被这三个“紧箍咒”逼得几乎无路可走了。虽然我们段和段的主要律师都在国外留过学,有国外(境外)工作经验,但要开拓涉外业务谈何容易。那时段和段刚成立,国际上的大客户对我们不理不睬,国内的老客户又不能碰,不能抢,情形很窘迫。一年下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亏损累累。

  到1994年中旬,当初我带回来的10万美元(当时合57万人民币),已全部亏光。我们当时真有点撑不下去了。不少人开始打退堂鼓,我也开始考虑是否要回西雅图,那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生活质量远胜上海,中国的这段经历就当作是一笔昂贵的学费吧!

  但是,当时的段和段已不再是我们几个创业者自己的段和段了。留学生服务中信的一位朋友当时对我说,因为我是国家教委赴美邀请留学生回国创业巡回团访问美国之后,第一个回国创办全国第一家了留学生企业(律师事务所)的吃螃蟹者,段和段的成功与否已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退回美国也已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段和段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的一面旗帜、一个典型、一个榜样。

  “当然,政府是没有拿出一分钱来支撑你,但是上海市政府发给你的《出国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身份证》的号码是00011号,实际上没有10号以前的号码,你就是Number One。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回国创业的第一人不成功,谁成功?”他的话说得很实在。

  于是我最后对他说,我决定不回去了。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做事讲求完美,段和段虽已成立,但支撑不下去不是完美,我不能向命运低头。加上当时又有那么多留学生看着我这个先行者,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对在中国创业失去信心,国家的强大需要有更多人才的归来,我决定继续在中国试试自己的运气。果然时来运转,这以后的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1993年9月初,我的律师事务所挫败群雄,一举中标,承接了美国劳工部委托的一宗案件,使得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美国塞班岛有家公司,对3000多名中国劳工强行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小时不到2美元)。美国劳工部以违反劳工法状告该公司,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中国劳工1200万美元,成为中国劳工史上金额最大的一起赔偿案。

  我的事务所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终于将多数回国,分散于广东、福建、海南各地偏远山区的3000多份劳工的血汗钱分别送到他们手里。美国劳工部对发放全程进行监督,对这么迅速找到所有当事人并全部发放赔偿金,实属不可思议!因此,“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被列为世界1000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1995年,“段和段”又漂亮地为上海玩具公司打赢了一场拖了8年之久已经成为铁案的索赔案。该案发生在80年代初,当时上海玩具公司受托生产美国帝国玩具公司的塑料玩具弹弓,产品在美国销售后,产生了几起弹弓伤人事件。1986年美国帝国玩具公司在美国联邦加州地方法院起诉上海玩具公司,要求中方赔偿。由于当时国内律师事务所不熟悉美国法律,又因无法出国办案,以至应答对策有误。1989年10月,美国当地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上海玩具公司赔偿138万美元,以后又加上利息赔偿200多万。我接手此案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为客户制定了上百页的有理有利的诉状,列出了7大抗辩理由,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国家挽回了200万美元的损失,国内已将此案例列为著名的案例写进了司法教科书。

  1996年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还承办了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一起越洋官司。美国H公司为抵赖对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200万美元欠款,恶人先告状,反告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侵犯H公司的版权,索赔1.35亿美元!此案错综复杂,险象环生。我配合中方的当事人,历时7个月,反复与美方当事人和律师较量,终于使美国法庭作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使H公司无条件地撤诉,并归还了200万美元的欠款。这次跨国诉讼,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大长了国人志气。

  

  五

  美国劳工部的案件打响了第一炮,使段和段的一举赢得了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声誉。接着,玩具公司弹弓案,抽纱公司索赔案等一系列著名大案接踵而至,炮炮满堂红。段和段终于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当初三个“紧箍咒”的沉重压力变成了巨大的动力,使段和段在涉外业务领域越站越强。

  我创业至今,在客户名单中,已有多家列入世界500家大企业的跨国公司。“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正以公正办案,爱我中华而名扬四海,继续发展壮大,为世人所瞩目。

  段和段成立以来,已办过数百起非常精彩的、重大的和有影响的涉外案件,既有代表中国当事人在外国法庭上胜诉的辉煌战绩;也有在中国法庭上代表外国客户挣得正义的经典案例。

  作为一个回国创业的梦想着,我在中国创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目标已基本实现,2000年段和段在全国9000多家律师事务所中被评为司法部“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并在所有29家部级文明所中,综合评分夺得第一。

  最后,我想回答一个许多人问了我许多次的问题:在我回国创业这八年的律师生涯中,哪个案件办的最精彩?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那是我在瑞士洛桑代理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兴奋剂案。在这个案子中,我花的心血最多,自认为最精彩,却也是我败得最冤的一次。不是我们在哪一点上没有尽到责任,而是国际上至今仍有那么些人,非常歧视中国和中国人。

  为此,我必须继续前行,身为中国人,要为中国做点事,目的就是不要让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上再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关闭窗口】【回到首页】
上海政法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