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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上海新闻女人的心声

2009年11月6日 12:24

来源:新闻晚报 选稿:王丽琳

  乐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算下来,我做记者这行已经30多年了,整天有写不完的稿件,有时为了采访和赶稿必须通宵达旦。所以普通女性的平凡生活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奢求。我和丈夫选择了不要孩子,我们也就同时选择好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回想我们的婚姻生活,应该说,在常人眼里,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我没有结过一件毛衣,结婚这么多年也只烧过一顿饭,烧过一次绿豆汤还烧焦了,我们之间经常用:左手拿手套。(这是《红灯记》中李玉河的暗号)这样的暗号告诉对方,晚餐自理,吃方便面!

  如果是用这把尺子来衡量婚姻的话,我一定是输者。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丈夫都不用这把尺子衡量对方,而且我们的判断标准基本一致。

  应该说明的是,我的丈夫是新闻摄影记者,知道记者的辛酸苦辣。这一点很重要,它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解释工作。我们每天必问的一句话是,今天有什么重大的新闻发生?这一习惯坚持了20多年。我们可以为一个稿子争论得面红耳赤,也可以为对方的作品中的一个细节而感动。我们虽然没有孩子,却先后有了4台电脑,它们成了我们的“孩子”;一些社会上的捐赠活动我们每一次都不落下,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参与。如果要让我总结我这个做妻子合格的一面,那便是关注别人,关注世界。

  因为我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以每逢节假日我们都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我负责写游记,丈夫则负责摄影。“夫摄妇撰”写下不少稿子。

  江小青,上海东方广播电台:

    今天是我儿子5周岁生日,葛爱平和我都很忙,今早他就飞广州了,我今天也有事情,所以只好在昨天将孩子的生日提前过了。这些年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好忍心将孩子送了全托。我一直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家庭和孩子,尤其是我到了中年发觉自己牵挂的东西越来越多。有的时候真有种冲动想索性抛开现在所有事情,回家专心当个全职妈妈。不过不管怎么样,等到儿子念小学的时候,我坚决不让他全托。正是孩子智力发展的高峰期,所以父母得和他多交流,得帮他养成良好的习惯。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直到现在我都不爱看足球,但是我爱看葛爱平的评球。他的文章就是这样,能让我这种不懂球的人看球评。

  两个人都是记者,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是对方的第一读者,也是最客观的评论家。

  李蓉,解放日报经济部:

    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丈夫知道娶个新闻女做老婆不易,至少每天的晚餐就别指望妻子了,所以他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婚后我天天忙忙碌碌,丈夫还是有点受不了时常自我调侃,“娶个记者当老婆和单身汉没多大差别。”不过在我的关心体贴下,他还是找到了结婚的感觉,还将平时很少做饭洗衣的我评成“合格妻子”。

  丈夫虽然不是新闻系出身。但他对我的稿子有着绝对正确的第一感觉,要是他认为我这稿子好,这稿子肯定能够得到别人的好评;要是他认为稿子不好,这稿子多半注定重写的命运。所以丈夫成了我最忠实的第一读者,每次写完稿子后我都送给他“过目”,让他提点建议。我一周最大的娱乐就是星期六上午和丈夫规定的“法定”劳动时间。音乐响起丈夫随着乐曲翩然拖地,而我则在一旁整理房间。要是有时间也时常和丈夫一起出去运动,看看CD。

  唐宁,新民晚报:

    我一直试图找到一个家庭和事业的平衡点。我很努力地完成我各个阶段的人生角色,并且我自认为是一位称职的母亲,为了孩子,我放弃了许多机会。即使在最忙的时候,我也会在中午匆匆赶回家为儿子做饭。我做的菜不错,褒的汤也非常有特色。有一些年轻的女记者还会不时向我来请教“烧菜经”。当然,除了这些,我还努力地去观察儿子的任何变化,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给他帮助。

  我认为记者的工作就是读书,走路,看人,听故事。我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挪威,南至南非。这份工作使我每天都可以面对新的人,每天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去谅解别人。见识不同的人,看着世事的沉浮,这于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刘怡静,上海日报:

    我觉得做记者最幸运的地方是,它让你有许多学习的机会,而且是不断向他人学习。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很幸运地遇到了苏和劳拉。苏和劳拉都是我们报社的资深编辑。劳拉曾说过,记者不应该高高在上,应该将读者放在心中。你应该将你最想告诉别人的话告诉读者。劳拉是一位生活,注重咨询,同时非常有专业精神的人,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平凡的故事也要有激情。

  在平凡中找寻激情,我信奉这句话。我的男朋友是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他是典型的北方人,广阔激情;而我是典型的南方人,细致理性柔情。所以互补的性格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的爱情宁静而踏实,虽然作为记者为了工作会牺牲掉一些私人时间,但我们能互相理解。2003年2月14日,男友要在7点以后去两个地点拍照,我不想孤零零一个人过,我就陪着他去拍照,有一场正好是去水族馆拍水底婚礼。一进水族馆,就看到那里一张张的小方桌上放着一束束的玫瑰花和蜡烛,看到一对对恋爱男女在吃着情人大餐,给人感觉特别浪漫。可当时我却不感到妒忌,反而觉得自己特崇高,真的。当时我挺自豪的,我想我们有着这么一个同样特殊难忘的节日。

  任湘怡,新民晚报特稿部:

    记者有着特权,可以把很多事情写出来,而这份便利每每叫我自省,我手中的这支笔,要怎么握才能对得起信任我、向我敞开心扉的人们。记者写事,背后是记人做人———和无数性格经历迥异的人们打交道,接触视野外的生活方式,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我觉得女记者可以用女性特有的柔情和耐心去引导别人,可以写出带有女性感性色彩的稿子。一次我去采访一个女毒犯。据狱警说这个女犯人与一般的女犯人大不相同,进狱后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她十分强悍,而且曾经顶撞过狱警,也伤害过狱友。但是我花了3个小时和这个毒犯谈,我想换成任何一个男性记者,他也许受不了和一个女犯人“唠叨”这么久。3个小时后这个女罪犯哭了,讲出了埋在自己心中的话。

  朱玫,上海电视台: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丈夫。因为,没有他的支持,我的内心也许不会这么平和。回想和他一起走过的日子,真正体会到夫妻之间的理解是多么重要。1990年单位领导派我去北京采访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时候,我儿子还不到两岁,正是个需要妈妈照顾的年纪。但是这个采访机会又是十分难得,丈夫当时就打下“包票”说是会和母亲一起照看好小孩。当我二十多天后回到上海,看到儿子满脸都发出一块块红斑,我心疼得差一点流下眼泪。虽然让丈夫带孩子的结果如是,但我还是感谢丈夫支持自己的事业。我有篇获上海新闻奖的作品———《来自贫困山区的大学生》,那是1993年写的。当时我打算采访财大学生,我家住在曲阳新村。财大那里正在修路,坑坑洼洼路特不好走。那个时候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我不舍得打的,丈夫又不放心我一人过去,就用自行车把我带过去的,后来这稿子还获得上海新闻奖一等奖。私下里同事们都说这是篇用自行车带出来的一等奖。

  刘昕,新闻晚报记者:

    我是2001年6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在这之前,我不是新闻专业毕业,也没有当过记者。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所以我尽我最大的可能与各种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真情实感。没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使我成了一名还算合格的记者。在这两年中,我接触了许多人,上到政府官员,下到社区居民,当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学习、采访的对象。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觉得上海真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城市。我非常喜欢这里。

  当然,我还是有非常大的歉疚的。我为了个人的理想,只身来到上海,只好将11岁的女儿留在北京由我妈代管。尽管如此,我还是尽力与女儿保持来往。说来有趣,我们现在的交流大部分是通过网络完成的。我经常将自己的文章、照片传给女儿看,让她了解我所做的工作。我发现这个办法很有效。女儿一放假,就来到我身边,给我带来莫大的欢乐,去年暑假,女儿帮我打稿子,还赚了55元钱,她愉快地回了北京,并期待着今年暑假的快点到来。

  她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值得骄傲的成绩,职业的影响使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多多少少有些与众不同。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女性的缩影,她们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和他人,视角的放大使她们不再拘泥于自己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她们才能更好地保持她们特有的真实与魅力。
  
  (2003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