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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60周年珍档讲述:"潜伏"旧上海[图]

2009年5月19日 14:13

来源:中国上海网站 选稿:谢婧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毛泽东战前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战士们亦将此仗喻为“瓷器店里捉老鼠”,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减轻战事破坏度。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60年前的5月27日,上海终于走出黑暗,回到人民手中。这场解放中国最大城市的战役,历时仅仅15天,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而之所以取得这场特殊战斗的胜利,不仅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英勇,还在于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他们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他们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他们策动敌军起义里应外合,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的“潜伏”将永远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共存。  

  永不消逝的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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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鸿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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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困斋
  

  1937年入党的张困斋,上海解放前夕领导秘密电台工作,1949年3月19日不幸被捕,5月7日在浦东戚家庙就义。1949年3月17日,中共党员秦鸿钧在发电报时被捕,5月7日深夜在浦东戚家庙就义前他还与难友一起高唱革命歌曲。

  ———摘自“解放之路”档案图片展“永志不忘”章节

  “上海局的秘密电台由秦鸿钧为报务员,刘长胜同志亲自直接领导,1946年改由我领导……1947年后,因我工作较多,经刘长胜决定,秦台改由我弟困斋领导……我弟出事后,当晚国民党特务即派人去乍浦路困斋的住家……”这是上海市档案馆首度向媒体公开的原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生前所留手稿《峥嵘岁月》,其中揭秘了其二弟张困斋被捕经过。

  那是一段黎明前最黑暗的日子。敌人特意调来天津、南京等地的情报高手,测出了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秘密电台。3天之内,报务员秦鸿钧和电台负责人张困斋先后被捕。1949年3月20日晨,张承宗接到地下党联络点“丰记米号”转来的紧急报告:电台遭破坏,张困斋家和米店已被敌人设置埋伏。而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原本正要去看电台,幸而通知及时,免遭不测。5月7日,张困斋与秦鸿钧被押赴浦东戚家庙,惨遭杀害。

  然而,就在这样痛失亲人战友的悲伤中,中共上海地下党员又冒着生命危险果断启用备用电台,始终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不中断,继续领导上海人民的反破坏、反迁移斗争。

  中央党校党史部博士研究生王锦辉说:电台是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我党在国统区建立的电台多为秘密电台,上海和北平分别建立了地下秘密电台系统。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刘晶芳也曾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情报工作历史看,解放战争时期确实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整个情报系统为配合军事作战发挥了重大作用。

  “扪心自问”不离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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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致函香港亲人,坚持留在上海。

  
   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致函香港亲人,坚持留在上海。他的行动,影响了一批徘徊观望的上海工商界人士也留在了上海。

  ———摘自“解放之路”档案图片展“迎接解放”章节

  “……弃职离沪,扪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郭琳爽的这封信,亦是基于地下党员坚持不懈做工作而写。

  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研究馆员朱国明介绍:1949年初,敌人为使上海陷于瘫痪而拼命抽血吸髓,除将大批黄金等物资偷运台湾外,还开出名单勒令著名工商界人士同去台湾。而事实上,早在敌人下令之前,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已经打响了争取工商业者留居上海的斗争。“市工商会、工业会所有理事长和理事都收到了共产党阐述对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宣传品,了解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十六字方针。同时,为了继续打消顾虑,地下党员还以朋友、同事等身份出现在工商界人士身边,委婉陈词,循循善诱。”

  永安公司是当时上海百货行业具有代表性的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的动向将对同业中人产生不小影响。早在1948年底,永安公司党总支根据百货业党委指示,派地下党员丁盛雅去动员。在南京路的七重天宾馆,丁盛雅带着女儿同郭琳爽边吃边聊。郭琳爽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然而,经不过伯父、香港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多次催其赴港避难,郭琳爽悄悄买了离沪飞机票。地下党很快掌握这一消息,并再次派人去说服。最终的结果是,共产党要真诚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坚定了郭琳爽留在上海的信心,连买好的飞机票也退了。

  5月25日凌晨2时左右,永安公司最高层绮云阁上,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

  朱国明介绍:5月25日清晨,住在永安新厦15楼套房的郭琳爽夫妇起床后拉开窗幔,看到解放军和衣坐在街沿上。这时,一位关心他们安全的德国朋友致电。郭琳爽对着话筒回答:上海解放了!我们都很好,谢谢你。  

  水漫船坞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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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放水淹没江南造船厂船坞,使它得以保全。

   1949年4月上海工人协会发布通告,号召工人反对破坏、保护工厂———工人放水淹没江南造船厂船坞,使它得以保全。

  ———摘自“解放之路”档案图片展“迎接解放”章节

  “为了彻底消灭顽固不化的反动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遵照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即日起在长江沿线大举渡江了……工友们:上海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为了建立上海人民的政权,此时,我们号召各工厂各企业各单位工友应加紧准备工作……”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的这张发黄的纸张,真实地记录着60年前上海工人队伍的努力。“当时,通告是在工人中秘密散发的。而上海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则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影响的团体。”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整理编目部主任张新对记者说。

  《上海工运志》第七篇第五章《进步工会与职工协会》中记载:“民国35年(1946年)3月1日,按照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工委)决定,工人救亡协会改名为工人协会(工协)……民国38年(1949年)初,为了保护工厂企业,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决定发展工协组织。”

  如江南造船厂,1949年5月20日,敌人驻军意欲爆破全厂,强制工人在炸药旁埋上汽油桶,工人以清水代汽油,因而保全了作为船厂关键设备的三座船坞。如中农公司虬江厂,职工联合会在该厂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以“拖”字诀抵制厂方拆迁,一台400吨机器整整拆了一周仍原地未动。又如公共交通公司,5月24日就有计划地把70多辆汽车藏于公园以防破坏,25日沪南区一解放就恢复行驶,此外水电煤气也未停止,创造了解放军夜晚可在街灯下追击、沪南可打电话到沪北敌军司令部劝降的奇迹。  

  “潜伏”人员互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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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号”于1949年2月25日在吴淞口起义。

   “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划和组织下,这艘军舰上的官兵于1949年2月25日在吴淞口起义。1949年4月15日,蒋介石嫡系部队伞兵三团在团长刘农畯率领下,在吴淞口外宣布起义,直奔解放区。

  ———摘自“解放之路”档案图片展“迎接解放”章节

  “这两起敌军起义的故事其实很相似,都是经地下党员策动后的顺应时势之举。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重庆号’还是伞兵三团,当时负责策动起义的地下党员都各有两股力量。策动‘重庆号’时,一股专门负责策动士兵,另一股则主要负责说服基层军官。但为了‘潜伏’的安全性和隐蔽性,这两股力量直到起义前夕才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张新告诉记者。这一点,在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前后大事记》中隐约可证:“经过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和南京市委的策反工作,国民党海军部队最大最新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五百七十四名举行起义(包括舰长邓兆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编辑的画册《邓兆祥》指出:“重庆号”起义,震撼了日暮途穷的反动统治,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电报嘉勉,成为解放战争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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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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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霄雯

  

  1949年初,中共党员、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根据党的指示到工厂和棚户区组织工人协会,发展人民保安队员。4月30日不幸被捕,5月20日牺牲于闸北宋公园。交通大学进步学生史霄雯在“四二六”大逮捕时被特务认出而被捕。1949年5月20日黎明,与穆汉祥一起在宋公园英勇就义。

  ———摘自“解放之路”档案图片展“永志不忘”章节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这本《史霄雯穆汉祥烈士纪念册》是由一名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捐赠的。

  1949年4月26日,敌人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被捕学生约350人,其中包括史霄雯。4天后,地下党员穆汉祥被捕,一同被关在死牢中。上老虎凳、灌辣椒水、刺手指甲,三番五次严刑逼供后,穆汉祥的膝关节不能弯曲、无法坐下,背部与胸部被打得满是洞眼、不能躺下,但仍痛斥敌人:“反人民的政府一定要灭亡,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历史可以作证。”史霄雯也满身伤痕,但顽强的他还写了一张纸条安抚母亲:“一切平安,请您放心。”

  5月20日,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们缚住双手,押到了闸北宋公园(今闸北公园)秘密杀害。临刑前,二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壮烈牺牲。  

  的确,历史可以作证。

  黄炎培之子、民盟成员黄竞武秘密发动中央银行职员阻止敌人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并开展策反活动。1949年5月12日被捕,18日惨遭杀害。

  国民党中将张权,在策动原部下起义过程中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1949年5月21日被扣以“银元贩子”的罪名枪杀于南京路西藏路口。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于1949年5月26日率部投诚。

  次日,上海解放,历史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