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迎邀请了9位经济学家，在改革30年之际探讨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他们探讨的基本问题，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类似，在概念层面上并且仅仅在概念层面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樊纲文章的统计分析所示，行政费用的迅速扩张在1999年以来日益成为阻碍GDP增长的最沉重的包袱。又如张维迎文章的统计分析所示，越是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并且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方，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就越高。与此相关的是：（1）极大降低了中国民众承受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心理阈值的腐败问题。（2）极有效地将企业家的市场创新才能诱致为由寻租驱动的制度设置才能的官僚化倾向。（3）因“政府失灵”并且同时因“市场失灵”而发生的“教育的失败”（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的积累问题”）和“公共卫生诸领域的失败”（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的维护问题”）。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与“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密切相关。

　　其实，市场和政府从来并且在任何社会里都是密切相关着的，以致当我们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上而是要在真实世界里考察每一个具体的“市场”或“政府”时，我们看到的总是而且必须是人与人之间的由特定“政府”形态规定着的“市场”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于特定“市场”关系的政治交往活动及其“政府”形态。有鉴于此，与钱颖一和吴敬琏所谓的“好的市场经济”相对而言，中国目前“不好的”市场经济的“中国特征”，我认为不是法治的缺失。因为如“市场”和“政府”一样，我们寻求的是在具体情境内演变地形成的法治精神，而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的概念。假如考察每一具体情境内体现着法治精神的人的行为及其观念，我们将看到，与西方社会的演化史类似，体现了或法治精神或它的缺失的，其实是每日每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的、政治的、经济的。

　　最后，对于诸如我在这里引用的樊纲和维迎文章的统计结论，批评家们仍可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提出解释。因为“统计”只能呈现因素之间的相关性，不能呈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假如经济学家们基于统计相关性而提出了分析性的因果关系，那么他们隐含地不得不引入一些基于主观或其他立场的假设。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我们不必赞同经济学家们的看法。因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涉及的是远比经济关系更复杂和更根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情感的和政治的。例如，东亚文明固有的“父爱主义”情结未必不能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甚至未必导致经济发展之后的腐败。对东方世界而言，观念远比制度更重要。我心目中“好的社会”，是社会成员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好的生活”的过程——包括追求好日子的观念与权利的落实过程。我心目中的好日子（good life）有三个维度——个性的全面发展、正义、深层情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