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耐(1909—1991)，福建省福州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经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1936年赴日本留学，并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社会主义同盟。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5月在武昌抗战教育研究会工作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姚耐先后担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授，新四军教导队政治教员、训练处指导员、新四军第一师宣教科长，盐城抗大五分校政治教员、苏中大队政文主任教员，抗大九分校训练处副主任、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中建设大学民政系副主任、预科部副主任，山东大学预科部主任、教务长，山东财办党委教育部长兼工人学校副校长。1949年随我军南下，担任山东财办南下干部总队政治部副主任，上海财经接管会人事处副处长，华东财经学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局教育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党委教育处处长。

　　
　　1950年12月起，姚耐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他团结院系调整中来我校工作的各校专家、教授和学者，共同为办好学校、发展高等财经教育而努力。姚耐的办学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高等财经教育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因此，他在财经院校的学生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内容安排，以及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
　　
　　1958年夏，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等单位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后，姚耐担任了该院副院长、党委委员，兼经济研究所所长。1959年初，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姚耐亲自领导和组织了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两个经济调查组，开展了对我国经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姚耐的主持和领导下，调查组在工厂农村蹲下来，向实际学习，向群众请教，一调查就是好几个月。姚耐亲自领导这两个调查组的全部工作，经常亲临第一线。在浙江农村干部的座谈会上，人们可以听到姚耐的声音；在河南的农村和山区，人们可以见到姚耐的足迹。在1959年4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姚耐作了题为《谈价值规律调节生产的作用》的发言，他亲自领导的经济调查组的同志也发了言。他们的发言，受到了当时参加会议的孙冶方和其他与会者的重视和赞同。之后不久，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大型论文集中，就选编了姚耐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发言，并选编了他领导的经济调查组所撰写的调查报告。
　　
　　理论来源于实践，从反复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理论总是经得起检验的。正是在大量经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姚耐将实践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进一步上升到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1959年11月，他和雍文远教授等在当时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价值规律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专论；接着，姚耐又撰写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的专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1年9月，他和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等同志合作编写了教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反映很好，出版社在短短三个月中就印刷了9次。
　　
　　十年动乱中，姚耐受到迫害，不能继续从事于他为之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经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一些可贵成果，也被作为“靶子”横加批判。这期间，尽管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姚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充满信心，矢志不渝，对马列著作基本原理的研究和探索从未间断。
　　
　　1978年下半年，上海财经学院恢复重建，姚耐又欣然担任筹备组组长，随后又出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姚耐为他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思想又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些都在他发表的《为实现四化办好高等财经教育》和《从历史经验看高等财经教育的改革》等教育论文中体现出来。为了使财经教育面向现代化，姚耐认为高等财经教育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财经职业道德教育；要贯彻文理渗透、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财经专业人才具有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数学基础。在姚耐的倡导下，上海财经学院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姚耐不顾七十开外高龄，亲自带队到日本考察高等财经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可供借鉴的经验。回国后，结合我国财经教育的实际，进行教学改革。此外，他把许多有丰富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教授和学者，重新请回学校，同时调动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使学院出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新局面。1984年姚耐离休。在这期间，他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等职。
　　
　　1991年8月6日，姚耐病逝。他的逝世被认为是财经教育和经济理论界的一大损失，更是我校的一大损失。正如财政部人事教育司的领导所言：“上海财经学院的成长和发展是和姚耐同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孙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又名孙勉之、宋亮等，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23年他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时受一位进步教师的影响，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1925年1月任中共无锡支部第一任书记；7月赴上海任沪西工人联合会宣传员，调查研究工人运动。同年9月赴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及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课堂翻译。因受王明宗派集团的迫害，于1930年9月回国，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上海人力车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沪东区工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取笔名孙冶方，并一直沿用下来。1931年1月，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幸遭到特务逮捕，被关押了一星期。之后，随陈翰笙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先后参加江苏、广东等地的农村经济调查，发表《农村经济的对象》、《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私有、村有、国有》等颇有影响的论文。1935年春赴日本进行调查研究。同年9月回到上海，参加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任《中国农村》杂志编辑。他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发表了《如何维护民族工业》、《论财政资本——帝国主义》等论文。
　　
　　1937年初，孙冶方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上海编辑出版《译报》、《上海周报》等刊物，并在文艺界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输送大批文化人士和青年去抗日根据地。1941年起到新四军协助刘少奇同志开展工作。在盐城，他化名宋亮，先后担任中共华中局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科长兼马列主义课教员。1943年4月，孙冶方调任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领导地委党训班开展整风。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历任中共华中分局财经委员会委员、苏皖边区政府货物管理局副局长、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办事处副处长兼路西专署财经处处长、中共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致力于解放区的财经和军队物资的供应工作。上海解放后，孙冶方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0年秋，国立上海商学院更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并划归华东财经委员会领导，孙冶方兼任学院院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后赴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及湖北、湖南、江苏、广东、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撰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从“总产值”谈起》等著名论文。1957年年底起，孙冶方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立下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心，为此，他还专门从俄文中翻译出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作为座右铭：“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域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这里意志必须坚定，在这里不能让恐惧来作顾问。”1960年代初，他连续撰写了《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研究报告和内部讲稿，强调价值规律，指出利润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标志。由此引起激烈的争论，受到诬陷和迫害。1965年秋，孙冶方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农村劳动。
　　
　　1968年4月4日起，孙冶方被监禁在北京秦城监狱达7年之久。他身陷囹圄，心向真理，决心要写好《社会主义经济论》。狱中没有纸和笔，他就用打腹稿的办法反复默写。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孙冶方不顾身患重病，积极参加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斗争，广泛而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他到西北、西南地区进行调查并考察开发计划，还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1979年4月回到故乡无锡，参加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作了《价值规律的内因论和外因论》的学术报告。会后，他留在无锡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书。同年夏，孙冶方身患肝癌，病情严重恶化。在治疗期间，他仍坚持研究工作，继续整理和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等专著，还写了《重视理论，提倡民主，尊重科学》、《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几点意见》等23篇经济论文、2篇文艺评论、1篇党史资料。
　　
　　1982年9月，他抱病出席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16日，为表彰与学习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机关党委通过决定，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骨灰撒入故乡太湖。
　　
　　孙冶方是上海财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直到临终前，他还想着祖国的经济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讲，他不希望用眼泪和花圈纪念他，而是希望对他的经济学观点作进一步讨论，并把其中正确的部分运用到“四化”建设中去。他逝世后，我院师生开展了“认真学习和研究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活动，积极开创经济科学研究的新局面。
　　
　　孙冶方曾在1951年为我校首届毕业生题词：“跑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再去学习”。这一题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上财人在求真务实的大道上不断前进。

　　褚葆一，1913年1月生，浙江嘉兴人。1929年毕业于嘉兴省立二中，1930年春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在读期间，他针对当时国内交通要道关卡林立、逢关抽税，以致于商品流通受到严重阻碍的情况，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谈营业税》。后该论文被推荐到《时事新报》作为社论发表。“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并跟随上海学联到南京请愿，后被国民党军警押送回到上海。
　　
　　1933年褚葆一从国立上海商学院(1932年8月商学院从中央大学划出独立建制)工商管理系毕业，前往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和柏林经济学院学习，攻读国际经济关系学、国际贸易学、银行学、国际金融学等。
　　
　　为了抗战，1938年褚葆一毅然回国，在中央大学经济系和上海商学院任教。1946年10月，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校，褚葆一教授被聘为银行系兼国际贸易系主任，同时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兼职。这期间，他参加了陈望道等组织的大学教授联合会，在革命斗争中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将进步学生藏在家中，保护学生免遭劫难。1949年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系主任离校，褚葆一曾再次被聘为经济系系主任。5月下旬上海解放，褚葆一被推举为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维持委员会召集人；8月被上海市军管会指定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0年12月底，上海商学院改名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之后，褚葆一任副院长。1956年，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毛泽东倡议修订旧版《辞海》，褚葆一任“辞海编辑委员会”编委和分科主编，为这一工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8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等合并组建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后，他负责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并参与创建世界经济专业。1978年世界经济研究所成立，褚葆一担任所长，之后又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所长。当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副会长，并兼任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1981年，他应邀赴联邦德国作学术访问，重点访问了基尔、汉堡、慕尼黑等三个著名的经济研究所，并从我国引进外资的需要出发，调查了浮动汇率等国际金融问题。1984年，他赴联邦德国出席世界经济学术会议，在会上以流利的英语、德语发表见解，参与探讨，博得了与会专家的赞誉。
　　
　　对待学生和学术晚辈，褚葆一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既严格要求，又和蔼可亲。他讲课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内容新颖而充实，总是适时地介绍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心得体会，使学生获得最丰富最前沿的知识。六十多年来，他培养出许多高级人才，可说是桃李芬芳遍寰宇。
　　
　　褚葆一在学术研究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钱业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论文；之后又相继发表了《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1945年）、《马歇尔之经济学说》（1946年）、《货币价值论》（1948年）等。1980年代，褚葆一出版了《当代美国经济》（1981）、《当代帝国主义经济》（1985）、《世界经济学原理》（1989）等专著。2001年，褚葆一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成为全上海获此殊荣的四人之一。同年，《褚葆一文集》出版。
　　
　　去年这个时候，我校离退休老同志为向建校90周年献礼，正在热情组稿编写老同志回忆录，94岁高龄的褚葆一先生知道后，满怀深情地对人口述了自己与母校绵延了七八十年的情缘，并题词“祝贺母校蒸蒸日上”，他真诚地祝愿上海财经大学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