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记载下了多少人生和历史；光阴，铭刻下了多少辉煌和骄傲。在如流水般逝去的岁月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母校成长的掠影，还有那一个个历史长河中不可忘却的奠基者。

　　从1927年7月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到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程振基担任院长；1931年5月由徐佩琨任代理院长，暑假后为院长。1932年8月中央大学商学院独立定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徐佩琨为前任院长；1933年8月裴复恒担任院长，直至1942年2月学院改为私立。1946年5月国立上海商学院恢复，至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院长为朱国璋。

　　这一阶段是我校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由隶属于大学本部而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们四人均艰苦创业，为推进学校的发展，为开创现代商科教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程振基

　　程振基（1891－1940），字铸新，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学校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毕业于安徽高等学堂。1912年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留学，191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师、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主任兼总务主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秘书兼会计主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英文教授兼事务长、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教授等。1924年任国立西北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兼陕西卷烟特税处处长。1925年参与筹备安徽大学。1927年7月国立东南大学拓展为第四中山大学区，合以江苏省8所专门学校，改组成商学院等9个学院，程振基被张乃燕校长聘为商学院院长。1929年兼任中国农工银行杭州分理经理。1934年任全国学术咨询处主任。1935年1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同年任安徽地方银行行长等职。1940年逝世，终年49岁。译著有《政治理想》、《正义与自由》，文章《商业教育之重要及其本身问题》等。

　　程振基在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院长期间，租赁霞飞路（今淮海中路）834号中国营业公司房屋作院舍，启用第四中山大学本部颁发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商学院”院章，出版院刊以“传达本院重要消息，间载研究文字”为目的，旬日一版。程振基对实践教学极为重视，1928年春，学院设立银行实习室；是年冬天又设立统计实习室。1929年春，又扩充银行实习室改为中大实习银行，并设立中大消费合作社。为了使教学有个稳定的校舍，1929年秋，在江湾西体育会路购地约11亩，建设新院舍，有2幢四层楼房，内有各种办公室、教室、实习室和图书馆。

　　程振基任院长期间，教授簿记、会计学等课程，当时大多数老师采用自编讲义或口授笔记，而他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徐佩琨

　　徐佩琨（1892－1980），字叔刘，江苏苏州人。学校早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获俄亥俄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院毕业，并任美国生打飞铁路和伊利诺中央铁路研究员、美国大陆银行研究员。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交通与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暨南大学、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学院等校教授。

　　1931年5月，徐佩琨出任中央大学商学院代理院长，暑假后为院长。鉴于形势之需要，各界之请求，决计恢复夜校。他组织筵请了包括当时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银行界巨擎林康候、市商会会长王晓籁、教育局局长徐君陶等各界名流和该院同学共商，并于当日公众决议即就教职员方面公举六人，同学方面公举五人，合计十一人组成夜校筹备委员会，筹备恢复夜校事宜。

　　徐佩琨在任期间，学院已迁入江湾新院舍。当时，商学院共设有会计、银行、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四个学科。一二年级不分科系，设26个学程。学院还附设图书馆、工商调查部、实习银行、消费合作社、出版部，有教职工44人，在校生200余人。

　　1932年7月19日，中大整理委员会议决：上海的商学院和医学院划出独立，称国立上海商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经行政院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正式向全国宣布。8月19日徐佩琨院长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发布启事，正式通告原中央大学商学院从中央大学划出、独立，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徐佩琨为首任院长，从此以后，学校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商科类高校。

　　1932年11月，商学院出版半月刊《商兑》，徐佩琨题写了刊名。该刊的发刊词说，在“外寇日深，国难益亟”的形势下，“人人应尽其责，即不能起而行，亦当坐而言”。《商兑》是商学院“人尽其责”的产物，它为商学院提供学术讨论的平台，沟通学院与社会，融合学术与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青年学子在“风气浇薄、思想错综”的环境中有轨辙可循。

　　1933年8月离职后，徐佩琨又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院长、国立新加坡南洋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致用大学校长等职。晚年从香港返回上海，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80年逝世。著有《商情调查》、《金本位之末日》等。

　　朱国璋

　　朱国璋（1913－1981），字仲谋，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会计学家，学校早期领导人之一。1936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获商学士学位，后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商学硕士学位。1943年他在重庆大学执教，又在国立中央大学兼任教授，因受师生的崇敬，1943年重大商学院学生以民主投票方式，一致通过请他出任商学院院长，他是我国教育史上，由学生选举出任院长的第一人。1946年2月受聘为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校筹备委员会委员，6月出任院长。是年11月1日，恢复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正式开学。1949年4月辞职离校。去台湾后，仍为“国民大会”教育团体代表，并历任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美国伊利诺大学客座教授，并兼任台北市会计师公会常务理事、会计问题评议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等职。1977年退休。1981年12月逝世。著有《高等会计》、《公司理财》、《近代会计理论之介绍》等。

　　国立上海商学院复校筹备期间，朱国璋着重做了三件事：一是几经努力，取得中州路校舍，购置设备，使师生有稳定的教学环境；二是适应社会需要，在恢复银行、会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四学系的同时，又增设统计、保险、合作三学系；三是延聘教职人员，所聘教授皆海内知名人士，大多留学欧美。朱国璋继承了由郭秉文倡导、经裴复恒主院时期传承而形成的优良的办学传统，即：面向社会办学，延聘名师为办学的第一要务，师资与设备并重。

　　朱国璋主院期间，提出了“严格训练，树立制度，开诚布公，师生合作”的办学四项原则和“理论实务两相兼顾”的教学方针。朱国璋一向认为，“本院办学素称严格”，在谈到自己“从前也曾受到此种训练”的感受时，他强调：“唯有严格训练才能提高学术水准”。有鉴于此，他把“严格训练”列为办学的首要原则。要求严格点名制度，不允许无故旷课；严格考试制度，绝对禁止舞弊；对于学生的学业和品行，严格按校规实行奖优惩劣。他也强调要“树立制度”，制订教务、训导、总务等方面的各种规章，要求学生严格遵守；院方一切事务办理要有章可循，无法通融；要求工作人员考核勤惰，赏罚分明、优劣得所。所谓“开诚布公”，就是要在同学与同学间、同事与同事间，倡导互助互谅、开诚相见，以减少阻力，提高学院工作效率。还要做到“师生合作”，要形成学校家庭化的氛围，师生之间不仅在课堂教学上能真诚合作，而且在课余也要如家庭之父兄姐妹，融乐一堂。

　　朱国璋对教学甚为重视，首先，抓了教学计划的改革，把学生四年修业时间划分为三段，即第一段全院开设公共课程，灌输商业的基本知识；第二段由各学系进行专门训练，充实各专业课程的内容，以提高学生的学识水平；第三段到各事业机关进行实习，以增强实务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其次，根据学系课程教学的需求配备必要的实习设施。例如，在院舍“不敷应用”的紧张情况下，仍设法辟建会计实习室、统计实习室和打字室。又如，对于在国内各大学中由上海商学院首先设立的合作系，特设立实习合作社，并考虑与校外合作机关筹建区合作社。再次，许多课程的教学除课堂理论讲授外，还要求教师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如“工商管理与组织”、“销售学”、“会计制度”等课程，教师率领学生分别到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各部门、中央信托局购料处、招商局和两路管理局等地参观，各机关极表欢迎，并热心指导，学生受益匪浅。

　　此外，朱国璋主院期间，还提出了校园文化建设问题。他认为，“每一个大学应该有一种大学空气（College atmosphere）”，这种大学空气，应该包括三点：“第一是浓厚的学术空气，第二是活泼的运动空气，第三是和气的家庭空气”。

　　朱国璋从学院所处地位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很有创见的办学主张，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当时上海商学院的独立发展，而且对于今天上海财经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依然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裴复恒

　　裴复恒（1902-？），江苏吴县人，学校早期领导之一。早年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1932年9月至1934年2月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秘书。1933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裴复恒出任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1944年11月辞去院长职务。抗战胜利后去向不明。

　　国立上海商学院成立之前，中大商学院新院舍于“一·二八”战事中被日军焚毁，所有图书及一切设备，亦完全损失无余，霞飞路临时院舍，房屋湫隘，环境不良；国立上海商学院成立之初，又发生学院回复中央大学的风波以及其它一些问题，院内状况日趋混乱。裴复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长商院”，并对学校进行了整顿，在被毁的中大商学院原址重建院舍。1935年9月，院舍全部落成，恢复旧观。

　　裴氏上任伊始，“以灌输高深商业技术知识，养成企业精神及提倡研究学术风气”作为办学方针，并明确提出培养企业家的育人目标。裴复恒十分看重精神训练，即“人格训练”。他认为，学生若是缺乏正确的“人格训练”，不论其技术如何精妙，企业精神如何浓厚，学问如何高深，往往智能愈强，对社会的有利贡献也越少，因此，裴复恒每次对学生演讲时，无不着重精神训练，让学生学会只有知道了如何做“人”，才能知道如何做“事”。一年后，不仅学生能安心读书，抑且能努力读书；不仅教授能安心教导，抑且能努力教导。

　　裴复恒在回顾四年来学院工作时认为，学院得以“逐渐进展”是因为“能循预定的方针”，这一“预定的”办学方针，包含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且把人才培养放在突出的地位，明确规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符合当时学院实际情况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在人才培养方面，裴复恒认为，“商科教育之使命，绝非专门培植商业的技术人才；同时应培养富有创造精神、决断力及组织力之企业家”，因此，学生“企业精神的养成，实至为重要”。这里，裴复恒明确提出了学院的培养目标，即要培养具有综合能力和素质的企业家，这是切合当时中国产业界实际的。同时，裴复恒又清楚地指出，所谓“企业家”，从本质上说是指具备企业精神（富有创造精神、决断力及组织能力）的人才，而不是企业职务（职业）。在我校办学历史上，如此明确提出商学人才的培养目标的，裴复恒是第一人。

　　为了实现学院的智育目标，裴复恒从“严格训练，俾应社会各界之需要”这一办学原则出发，坚持做到一有严格要求，二有具体措施。利用各种机会，对教与学两方面都提出高要求。对于学生，裴复恒一是强调纪律，要求“遵守时间上堂，毋或旷废”，“在上课时，尤期静心听讲，举一反三”；二是强调“提高（学业）程度”，要求“每天预备功课”，“自己修习研究”，常到图书馆“澄怀浏览”课外的补充读物，“藏息其间”。对于教师，裴复恒一是强调“为人师表”，要求“为人师者必为学生之整个模范，学问与人格是不能分离的”，上课时既要教书、又要育人；二是强调“口手兼用”，要求平时上课“注重口问习作”，这样，既使“学生有充分运用脑力的机会”，“教师也可以知道学生的学业进退的实在”。

　　在学术研究方面，裴复恒认为，大学教育的真义，在致力于各种科学的精神研究，以求一国学术水准的日见增高，上海商学院作为我国当时专事商学教学与研究的唯一高等学府，担负着提高商业学术水准的重大使命。基于这一认识，他十分重视学院的学术研究，不仅把提倡学术研究风气列入办学方针，而且在办学实践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办学方针落到实处。裴复恒于1936年9月筹备创设了经济研究室，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专事学术研究的机构。此外，还对刊物进行了创办和改版，一是将原有的院刊和《商兑》两类刊物内容合并重组，创刊《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半月刊》，内容以刊载本院校闻及同学之课外活动为主，并刊登同学具有研究性的作品与译述，此外还出版了“院长讲演集特刊”、“白银问题”、“工商管理”、“会计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问题”等专号。1936年度上学期起，他还改变了刊物体例，增厚篇幅，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院务报告》，每学期出版一册。二是续出学报《国立上海商学院季刊》。三是编印商学丛书，1933年12月制定的《丛书规程》提出，丛书分为大学商学教科书、参考书和商学专著与外国商学名著的译著两大类。裴复恒倡导学术研究活动走向社会，既注重与实务机关之间的密切联系，又注重与研究机构的学术合作，并鼓励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裴复恒主持学院行政后，始终遵循上述办学方针，突出培养企业家的育人目标，倡导学术研究以推进人才培养，使学院逐步恢复良好的治学风气。不仅教学质量大有起色，学生毕业后的出路也有了好转，例如，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上海商学院就读的1934届毕业生共48名，就业者39人，无业者9人，失业率占19％；四年一直在上海商学院就读的1936届毕业生共73人，没有一人失业，都在工商界谋得了职业。而且，当学院院舍在1937年“八·一三”日军炮火中再度被毁后，在另租房屋艰难办学的情况下，学院的教学秩序依然正常，教授严格教学，学生专心学习，从而使四方辗转汇集的莘莘学子得以完成学业，获得了日后为社会为国家效力的扎实学问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