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崇尚科学爱因斯坦”系列报道，介绍了上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两次路过上海，引发了当时的相对论热以及对上海文化的影响。从有关的史料来看，当时在宣传介绍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方面，同济大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20年代初，同济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当时学校采用的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德籍教师占四分之三，并且德籍教师须在德国理工科大学毕业、具有特许工程师证书或在德国大学医科具有讲师以上资格者、有五年以上的实际经验，他们大多有博士学位，有的是德国大学的教授。同时面向中国实际，其教育宗旨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医工专门人才”。学校学术活

动活跃，学术讨论的氛围逐步形成，科研工作广泛开展。 　　

　　正是在这一学术氛围的基础上，学校创办了《同济杂志》。《同济杂志》“以发扬科学精神与效用为主要目的”，尊重科学精神，关注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最新进展，注重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德文化交流。　

　　在1921年7月1日出版的《同济杂志》创刊号以及10月、12月出版的第二、第三期上，开辟了“相对论的研究”专栏，介绍、评述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这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附数学上之哲学基础》（本校教授Dr.J.Drexler博士著谢兆祥译）、《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Dr.Harry Schmidt博士沈怡译）、《往相对论去的路》（Rudelf Laommel著武兆镐译）《相对论对于宇宙的形态与大小底说法》（本校教授Dr.J.Drexler博士著崔延升译）等文章相继刊出。《爱因斯坦相对论浅说》一文的绪言这样写道：“这一段浅说是德国史米德博士做的，史博士在他自己所做的序里头说，他因为应一般人的请求，把他随时关于爱因斯坦相对学说的讲演，编成小册子。要明了，要易解，为使人人度都可以懂得，所以从昔日物理学世界观起手，一步一步，自问自答地先把一切疑难排除殆尽。末后便提出爱氏学说，叫我们由此可以认得物理学上的世界观。”由此可见，当时《同济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系统了。 　

　　1922年10月7日，爱因斯坦偕夫人乘日本船“北野丸”号从法国马赛出发进行一次亚洲旅行，并于11月9日抵达香港。之后他沿着中国海岸航行至上海。在船上他收到了瑞典科学院的电报，通知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济大学的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来到爱因斯坦上岸的汇山码头，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和众多媒体的记者也来码头祝贺。　　

　　在爱因斯坦路过上海前后，在上海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改造杂志》和《少年中国》三个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尤其是《少年中国》在1922年2月就出版了“相对论号”。这一期“相对论号”的文章是由同济大学毕业生魏时珍、王光祈撰写的。当时，魏时珍、王光祈都在德国留学，并发起组织了旨在“将德国文化介绍至中国，中国文化介绍给德国”、加强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中德文化研究会”。魏时珍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向爱因斯坦讨要照片以刊登在该刊上。爱因斯坦不仅寄来了照片，还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你们要出相对论号，我对于这件事，非常喜欢。我很愿意给你们许可，我的相片是夹在信中的，请你们受纳。” 　　

　　正是因为有了《同济杂志》和同济毕业生的热情介绍，使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为更多的人及时了解，才有了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及时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济大学秉承了中欧文化交流的传统，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始终把国际文化交流作为办学的重要内容，并在中欧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特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