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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徐学明离世 记者发文悼念:老徐的领导艺术

2017-8-11 12:04:34

来源:东方网 作者:乐缨 选稿:付杨

  东方网8月11日消息:8月9日,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徐学明离世。徐学明,1929年生。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1951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87年被全国新闻工作职称评委会评定为高级记者。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90年在《解放日报》社离休。

  解放日报老记者乐缨发文悼念,原文如下:

  乐缨:老徐的领导艺术

  最近,我和发春约好要去看老徐。所以,时时挂念老徐。没想到,他昨天(8月9日)离世。太遗憾了,没见到最后一面。老徐是我的老领导,虽然他走了,可他的领导艺术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我1973年进报社,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公开场合,大家只谈政治,不谈业务。暗地里,编辑部有人忍不住告诉我,解放日报有四大笔杆子:陆炳麟、储大泓、徐学明和周瑞金。那时,老徐在理论部,我在文艺部,很少交往。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报社记者岗位也经历了一场大调动,栾保俊同意我从文艺部调到工交部。老徐那时任副总编,从理论部调到工交部,加强经济报道。进工交部后,我分管纺织工业的报道。当时,俞康华和我同一条线,见面礼是厚厚一叠纺织简报。看了没几份,全是产值、利润、创汇的阿拉伯数字,很枯燥。为此,我跑到资料室和图书馆,借来不少文艺书籍和杂志。一位工交部同事来我办公室,指着这堆文艺书籍说:“你还在看这个书?!”我想,此事肯定被老徐知道了,他没有和我正面接触。一天,俞康华来我办公室,送上纺织品展览会的通知,并转达说:“老徐关照,要让乐缨对纺织报道感兴趣,首先要让她接触纺织成品,这个报道让她写。”消息见报后,老徐特地在会上表扬了我。其实,写得很一般。老徐的表扬使我对纺织报道有了一点兴趣。

  第二年,纺织部在成都举办全国纺织品展览会。纺织局很扣,要新闻单位自己出钱去采访。老徐很爽快地同意我去成都采访,并说:“乘飞机去吧!”上海新闻界只有我一个前往成都,其他记者都羡慕地说:“你们解放日报派头大!”展览会结束,我随纺织局办公室人员返沪。父亲到十六铺码头接走所有行李,我直接回报社上班。正好被老徐发现,他二话不说,打电话给小车班,叫司机送我回家休息。第二天上班时,老徐问我:“峨嵋山去了吗?”我说:“没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答:“纺织局的人布展忙不过来,我帮他们一起干活。”老徐笑了笑说:“真是个小戆大,这么好的机会不会。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之后的年月,本人对纺织报道渐入佳境。一次,写完稿在食堂吃晚饭。老徐也端着盘子过来,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乐,你真是才子气,棉花写成白花,大笔一挥,就交给我了。”我明白,老徐在批评我粗心。心想,即便是批评,他也这么含蓄、幽默。我服了!

  如何抓改革类的新闻,一度成为老徐关心的事。他任副总编时坚持在工交部办公,与部主任夏华乙和宋乐文同挤一个小办公室,与记者都是邻居。中午,他们有午休的习惯。我的办公室和他们隔条走廊,但门对门。我也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夏天,办公室的门都开着。他们睡前总要议论报道的题目,不时飘进我耳中。一次,老徐说:“五十年代时,有小摊小贩走街穿巷,卖馄饨、热白果、油炖子等,很受欢迎,可惜都被割了尾巴。现在如果有这种个体经济,就是新闻。”为此,我一直留意着上海第一家个体商业户。机会果真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天,我乘49路到常熟路站调车,发现那里新开了一家鲜花店,进去一问是首家个体户。这条新闻刊登在本报头版中心位置,配照片、加框。没想到《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还找我拍电影。之后,我又写了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二纺机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2棉把厂办到外国去等。老同事王一鲁跟我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我的体会是,和老徐一起工作,顺着他的思路,总会有新闻。

  工交部的新闻确有比较枯燥的毛病。为了改变这点,老徐也动了不少脑筋。他提出,用轻松的手法写工业报道。为此,开了个趣闻特写栏目,他还提倡跨行业采访。我写了《只有一个人的乐队》,既介绍了电子琴的特性,又介绍了一群搞电子琴的科研人员。这属仪表行业的,按理是张中方的地盘。没想到,老张看了报道对我说:“老兄,你这个标题好。我一直想写,终没成功。还是你有办法。”有老张这么说,又有老徐的支持,我胆也大了,写的范围更广了。有《“液体面包”生产记》《自动红绿灯探秘记》和《“特别知音”的心血结晶》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老三届要补文凭。老徐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最终决定让大家考“黄工大”。这样,既不影响工作,也能解决文凭。他让我当复习迎考的班长,买教材、请老师,还要打扫教室,忙得我头头转。考试前一个月,俞远明对我说,你经常在看英语书,不如去考上海外国语学院干部专修班。说着,俞远明顺手找出他在二版编发过的这条消息。突然要转方向,而且是考外语专业,我觉得没有把握,难以定夺。但是,很有诱惑。有天,我在办公室对盛瑞英说:“考外语学院的事,也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此话被路过我们办公室的老徐听到了,他拍着胸脯说:“跟我商量!搏一记,人生能有几回搏?!听我的!”原来,老徐曾就读于暨南大学外语系。难怪他酒后吐英语时,发音标准。在老徐鼓励下,我决定搏一记。考前一个月,我拼了,什么政治、地理和历史书都不看了,就读英语。总算拿到了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单。有人告诉我,那天中午,你考取上外之事成了饭桌上的头条新闻。老徐和老夏很兴奋地说:“阿拉小乐考进外语学院。”同桌的老储接着说:“等她毕业,我们要刮目相看了。”三个老前辈为我而骄傲,他们比我父亲还高兴。闻之,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滚。

  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年,老徐的工作有变动。据说,上级部门考虑让他担任《新民晚报》的老总。他对我说;“我家两个大小姐反对本人去晚报,她们的理由是:那是小市民报纸,你到了那儿,我们出去也没面子。”最后,老徐去了上海新闻研究所。从此,我们业务上没有往来。因他的关系在解放日报,我每个月去他家一次,送工资和报纸等。我们相谈,全是解放日报的事和人。他的心从未离开过解放日报。

  老徐八十岁那天,我组织大家为他庆生,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之后,我也退休了,去他家不多。一次,老记协郑正恕发微信给我,说老徐在念叨你们工交部的老部下,点了你的名。我赶紧去老徐家,几年不见,他老了。但谈起球赛,却像个顽童。他比划着手指说,喜欢三大球和三小球,足、蓝、排,网、羽、乒。碰上我也是个球迷,两人从梅西、C罗、费德勒,又谈到姚明,没完没了……

  原本,计划这几天去他家,我们继续谈球。谁知他就这么走了。老徐,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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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徐学明离世 记者发文悼念:老徐的领导艺术

2017年8月11日 12:04 来源:东方网

  东方网8月11日消息:8月9日,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徐学明离世。徐学明,1929年生。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1951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87年被全国新闻工作职称评委会评定为高级记者。1981年5月起先后担任《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主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1990年在《解放日报》社离休。

  解放日报老记者乐缨发文悼念,原文如下:

  乐缨:老徐的领导艺术

  最近,我和发春约好要去看老徐。所以,时时挂念老徐。没想到,他昨天(8月9日)离世。太遗憾了,没见到最后一面。老徐是我的老领导,虽然他走了,可他的领导艺术永远刻在我的心里。

  我1973年进报社,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公开场合,大家只谈政治,不谈业务。暗地里,编辑部有人忍不住告诉我,解放日报有四大笔杆子:陆炳麟、储大泓、徐学明和周瑞金。那时,老徐在理论部,我在文艺部,很少交往。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报社记者岗位也经历了一场大调动,栾保俊同意我从文艺部调到工交部。老徐那时任副总编,从理论部调到工交部,加强经济报道。进工交部后,我分管纺织工业的报道。当时,俞康华和我同一条线,见面礼是厚厚一叠纺织简报。看了没几份,全是产值、利润、创汇的阿拉伯数字,很枯燥。为此,我跑到资料室和图书馆,借来不少文艺书籍和杂志。一位工交部同事来我办公室,指着这堆文艺书籍说:“你还在看这个书?!”我想,此事肯定被老徐知道了,他没有和我正面接触。一天,俞康华来我办公室,送上纺织品展览会的通知,并转达说:“老徐关照,要让乐缨对纺织报道感兴趣,首先要让她接触纺织成品,这个报道让她写。”消息见报后,老徐特地在会上表扬了我。其实,写得很一般。老徐的表扬使我对纺织报道有了一点兴趣。

  第二年,纺织部在成都举办全国纺织品展览会。纺织局很扣,要新闻单位自己出钱去采访。老徐很爽快地同意我去成都采访,并说:“乘飞机去吧!”上海新闻界只有我一个前往成都,其他记者都羡慕地说:“你们解放日报派头大!”展览会结束,我随纺织局办公室人员返沪。父亲到十六铺码头接走所有行李,我直接回报社上班。正好被老徐发现,他二话不说,打电话给小车班,叫司机送我回家休息。第二天上班时,老徐问我:“峨嵋山去了吗?”我说:“没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答:“纺织局的人布展忙不过来,我帮他们一起干活。”老徐笑了笑说:“真是个小戆大,这么好的机会不会。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之后的年月,本人对纺织报道渐入佳境。一次,写完稿在食堂吃晚饭。老徐也端着盘子过来,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乐,你真是才子气,棉花写成白花,大笔一挥,就交给我了。”我明白,老徐在批评我粗心。心想,即便是批评,他也这么含蓄、幽默。我服了!

  如何抓改革类的新闻,一度成为老徐关心的事。他任副总编时坚持在工交部办公,与部主任夏华乙和宋乐文同挤一个小办公室,与记者都是邻居。中午,他们有午休的习惯。我的办公室和他们隔条走廊,但门对门。我也有午睡的习惯。因为夏天,办公室的门都开着。他们睡前总要议论报道的题目,不时飘进我耳中。一次,老徐说:“五十年代时,有小摊小贩走街穿巷,卖馄饨、热白果、油炖子等,很受欢迎,可惜都被割了尾巴。现在如果有这种个体经济,就是新闻。”为此,我一直留意着上海第一家个体商业户。机会果真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天,我乘49路到常熟路站调车,发现那里新开了一家鲜花店,进去一问是首家个体户。这条新闻刊登在本报头版中心位置,配照片、加框。没想到《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还找我拍电影。之后,我又写了上海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二纺机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2棉把厂办到外国去等。老同事王一鲁跟我开玩笑地说:“你现在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我的体会是,和老徐一起工作,顺着他的思路,总会有新闻。

  工交部的新闻确有比较枯燥的毛病。为了改变这点,老徐也动了不少脑筋。他提出,用轻松的手法写工业报道。为此,开了个趣闻特写栏目,他还提倡跨行业采访。我写了《只有一个人的乐队》,既介绍了电子琴的特性,又介绍了一群搞电子琴的科研人员。这属仪表行业的,按理是张中方的地盘。没想到,老张看了报道对我说:“老兄,你这个标题好。我一直想写,终没成功。还是你有办法。”有老张这么说,又有老徐的支持,我胆也大了,写的范围更广了。有《“液体面包”生产记》《自动红绿灯探秘记》和《“特别知音”的心血结晶》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老三届要补文凭。老徐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最终决定让大家考“黄工大”。这样,既不影响工作,也能解决文凭。他让我当复习迎考的班长,买教材、请老师,还要打扫教室,忙得我头头转。考试前一个月,俞远明对我说,你经常在看英语书,不如去考上海外国语学院干部专修班。说着,俞远明顺手找出他在二版编发过的这条消息。突然要转方向,而且是考外语专业,我觉得没有把握,难以定夺。但是,很有诱惑。有天,我在办公室对盛瑞英说:“考外语学院的事,也没有一个可商量的人。”此话被路过我们办公室的老徐听到了,他拍着胸脯说:“跟我商量!搏一记,人生能有几回搏?!听我的!”原来,老徐曾就读于暨南大学外语系。难怪他酒后吐英语时,发音标准。在老徐鼓励下,我决定搏一记。考前一个月,我拼了,什么政治、地理和历史书都不看了,就读英语。总算拿到了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单。有人告诉我,那天中午,你考取上外之事成了饭桌上的头条新闻。老徐和老夏很兴奋地说:“阿拉小乐考进外语学院。”同桌的老储接着说:“等她毕业,我们要刮目相看了。”三个老前辈为我而骄傲,他们比我父亲还高兴。闻之,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止不住地往下滚。

  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年,老徐的工作有变动。据说,上级部门考虑让他担任《新民晚报》的老总。他对我说;“我家两个大小姐反对本人去晚报,她们的理由是:那是小市民报纸,你到了那儿,我们出去也没面子。”最后,老徐去了上海新闻研究所。从此,我们业务上没有往来。因他的关系在解放日报,我每个月去他家一次,送工资和报纸等。我们相谈,全是解放日报的事和人。他的心从未离开过解放日报。

  老徐八十岁那天,我组织大家为他庆生,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之后,我也退休了,去他家不多。一次,老记协郑正恕发微信给我,说老徐在念叨你们工交部的老部下,点了你的名。我赶紧去老徐家,几年不见,他老了。但谈起球赛,却像个顽童。他比划着手指说,喜欢三大球和三小球,足、蓝、排,网、羽、乒。碰上我也是个球迷,两人从梅西、C罗、费德勒,又谈到姚明,没完没了……

  原本,计划这几天去他家,我们继续谈球。谁知他就这么走了。老徐,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