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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记忆:在迷宫般的石库门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2017-6-29 08:16:27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邢建榕 选稿:实习生 陆楚冰

原标题:七一记忆:在迷宫般的石库门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李宅”

  四月的天气已有暖意,坐地铁出来,特意在淮海中路走了一小段,看看路边的梧桐树,新芽泛绿。再经黄陂南路南下,很快就抵达了我要去的地方———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遥想96年前,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路途所见景象,与我应该别无二致。只不过一大会址,那时还叫李公馆,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前门在望志路(今兴业路)106号,后门在黄陂南路(当时叫贝勒路)树德里。上海人住弄堂石库门房子,极少从正门出入,都走后门。一大代表后来回忆时,只记得贝勒路树德里,就是这个缘故。

  据说芥川龙之介一直很想访问中国,《大阪每日新闻》求之不得,立马聘他为记者来中国进行采访。1921年4月的一天,芥川已经站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上海“天色阴沉,稀见日色”,但马路上的梧桐树早早发芽,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天,他采访的对象,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李汉俊。

  这位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精通四国外语,彼时年仅31岁。芥川并不清楚,他正与陈独秀等人异常忙碌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潮,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芥川后来写道,到李宅后,先到会客室坐下,仔细观察,室内有长方形桌子一张,西式椅子两三把,盘子一个,内盛陶制水果。一只梨子,一串葡萄,一只苹果。室内不见尘埃,充满了简朴气氛,他感觉“令人愉快。”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景

  会客室里,还有一架木梯,通向二楼。当李汉俊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芥川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脚底板。芥川后来开玩笑写道,“不管拜见任何天下名士,从未有过先从脚底向上拜见的啊。”

  见到这位两眼闪着才气的年轻人后,芥川说明来意,两人用日语寒暄了一通。

  李汉俊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有幸读过芥川的小说,这让这位日本作家很是高兴。

  接下来两人进行了交谈。李汉俊说的一番话,让芥川刮目相看,不然也不会记得这么详细。李说:“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在96年后的今天看来,李汉俊的这段话,显得意味深长,却难以被芥川所重视。芥川具有日本作家特有的细腻,不过也难逃日本访问者的通病,即作为一个在近代化历程中已经先行一步的国家公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皆是愚昧落后破败不堪,到城隍庙一游,他发现居然有人向荷花池小便。心中难免有轻视之意。

  仅仅三个多月后,一桩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芥川到访的李汉俊寓所召开了。说是李汉俊住所,其实户主并非李汉俊,而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汉俊只不过借住在那里。李书城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彼时在外省做大官,得以有此住房条件。他的声望地位,使巡捕、包打听不敢轻举妄动,在这里召开会议,相对比较安全,何况这些代表看上去个个都很有身份。

  

  李汉俊(后排左二)李书城(后排左三)的大家庭

  今天复原的一大会议会场,楼下布置着一张西式大餐桌,也就是芥川所说的长方形桌子吧,桌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盘、一把茶壶和一个花瓶,与芥川所见比较,没有了“陶制水果”。会场的布置,是后人凭记忆复原的,花瓶据说是李书城结婚时购买的,围桌一溜西式圆凳,大概是会议代表坐过的那种。靠墙有中式高脚茶几和式样介乎中西式之间的椅子,不知是否芥川所说的那种西式椅子。无论如何,芥川所见的李宅内部情形,应该比较接近一大会议举行时的样子。

  渔阳里:不能抹去的红色足迹

  穿过新天地,太仓路上有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半月形门楣,前后两进。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六间,现在辟作展览场所。96年前,这所称作博文女校的房子,接纳了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的9人在此住宿。时值暑假,学生已经放假回去,代表们住在第二进楼上,因为人多,天气炎热,大家就睡在铺着草席的楼板上。

  

  中共一大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宿舍

  一大会址、博文女校、新老渔阳里,都集中在法租界范围内,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路程不过十来分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人,当年都居住在附近,交流十分方便。就像陈望道说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老渔阳里2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寓所,同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该楼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门楣采用简单的三角形雕饰,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以前有弄堂通往霞飞路,出入十分方便。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老渔阳里北侧,有一条弄堂,也叫渔阳里,为与前者区别,又称霞飞路新渔阳里。新渔阳里弄内多是两开间的石库门建筑,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底层的厢房和客堂很小,勉强放几排课桌和长凳,作为课堂,专门补习俄语和其他外语,楼上做学生的宿舍。名义上公开办学,主要目的则是帮助一批革命精英赴俄学习,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早期我党干部都在此学习过,可以说这里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第一所“党校”。

  租界当局对中共党人的活动异常注意,经常采用跟踪手段进行监视。以新渔阳里6号为例,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1921年4月这里多次举办劳动节筹备会,17日、21日、22日、25日、26日、29日,一再提到“李启汉主持会议”,也记下许多与会者的名字,指明“渔阳里6号是外国语学校”,甚至会议的内容如“为纪念五一,商店关门,悬挂劳动旗帜”等,也记载得清清楚楚。29日法租界捕房派人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好在事前有准备,除了几张传单外,没有搜出什么东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新渔阳里6号的房子退租,外国语学社因此宣告结束。

  三曾里的“三户楼”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无比硕大的城市体量,五方杂处的中外移民,与西方几乎不相上下的市政设施,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市三治的租界格局,为中共活动留下诸多“缝隙”。而纵横交错、漫无边际的石库门建筑,为中共的创建和秘密活动,也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石库门房子中西合璧,属于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商品房。石库门前门连着后门,弄堂套着弄堂,并辐射到附近的街道马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说从早到晚,小贩进弄堂,叫卖零食的名称总有二三十种。

  石库门也分三六九等,召开一大的望志路李公馆,算比较高级的早期石库门,确很适合李汉俊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至于72家房客居住的石库门,属于大路货。乍一看,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石库门房子,似乎对中共地下活动很不利,砖木结构,墙皮薄,地板轻,隔音效果等于无,人多嘴杂,喜欢探听人家隐私的弄堂大妈天天播报房客的“新闻”,还有何密可保。

  郑超麟回忆,有次陈独秀、向警予等人在一处弄堂石库门房子开会,会议结束,已经夜深,怕引起别人怀疑,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大谈牌经,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半夜三更,弄堂门口有管门的人,开了铁门放他们出去,他才闭口。可见陈独秀也颇有地下工作经验。

  石库门弄堂戏份十足,上海市民的柴米油盐市井人情,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温暖而绵长;同样,石库门弄堂的狭窄空间,承载过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亭子间,客堂间,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洋溢着理想和执着。

  中共在上海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一大诞生在望志路石库门里,二大、四大同样是在石库门里召开的,而且都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的边缘地区。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鸟瞰图

  一大会址在法租界南面,靠近华界。据一份1950年代一大的解说词介绍,当年附近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间杂一些低矮破败的小作坊。二大会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地处公共租界南部,与法租界可说一路之隔。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四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则与英租界毗邻,这里几乎属于三不管地段,很少会有租界巡捕、华界警察现身。

  建党前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住过英租界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法租界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华界闸北的三曾里3号等处,都是石库门房子。

  三曾里是普通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位于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交界处的一条小弄堂里。此地属于华界地区,火车北站就在附近,南来北往人员繁杂,而且毗邻租界,一有风吹草动,可以就近避入租界;附近有不少工厂和棚户区,利于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中央机关都要求“社会化”,以各种名义进行掩护,如三曾里是中央局机关所在,名义上却是一家报关行。

  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及罗章龙一家一起住在三曾里,毛、杨住楼下前厢房,蔡、向住后厢房,罗章龙等人住在楼上,三户人家,自称为“三户楼”,由向警予作户主,另雇了一个娘姨,料理生活。他们都是湖南人,同乡之谊,新来乍到,因工作需要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弄堂里比比皆是,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近年来电影、电视剧一些镜头里的老上海很是罗曼蒂克,即使地下党接头也被安排在大饭店、咖啡馆和舞厅等场所。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当年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生活十分清贫,如陈为人为保护“中央文库”,即中共中央在上海形成的档案文件,并不秘密安置到郊区或乡下,而是租用石库门弄堂房子存放,因档案极端重要,陈为人与上级属单线联系,面临风险时,需要不断转移,因此经常与党失去联系,最后竟然因断绝经济来源,又不敢出外联系,贫病而逝,年仅38岁。

  地下党人作风严谨、行事低调、严于律己,毛泽东和居住在三曾里的人,为防不测,约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擅自到街上用餐、看戏、照相和闲逛。外来人员,必须先到中央接头处报到接洽,核准后方可来此。

  “一大会址”之谜

  一大会址在哪里?这一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在解放后的1950年的秋天,答案还不清楚。中央要求上海调查清楚后立即上报。

  其时离次年7月建党30周年,不到一年时间。上海市委指示宣传部,宣传部又指派当时的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市委宣传部干事杨重光等人负责寻找。沈、杨不敢懈怠,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

  当事人、知情者提到的地点有好几个,大体认定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石库门房子里,但具体位置不明。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其时距会议召开的1921年,尚不到30年,与会者尚有好几位健在,只是一些健在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要直接联系恐有不便。即使后来联系上了,也因时间久远,难以直接指认一大会址。

  于是在建党30周年之际,一大会址具体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开的谜。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首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条弄堂的变化不大。当年有许多共产党人到过那里,并在里面借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在那里居住过的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证实,“那里不仅是陈独秀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建国后上海发现的第一处革命遗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有了初步的成果,寻访人员信心倍增。可是一大会址在哪里呢?眼看时间愈来愈紧迫,大家感到非常焦虑。

  当时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发行量很大,书中提到过一大召开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亦即成立大会。……远道来的代表们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爱女子学校里(那时该校已放暑假,校中只有一个校役和一个厨子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七一的晚上,在这学校里秘密举行的。接着就在李汉俊的家里(在法租界贝勒路)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

  寻访人员以此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就是在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的“博爱女校”举行。

  蒲柏路颇为安静,也不算长,马路两边和周边大多也是石库门弄堂,不同于法租界西南地区的新式公寓、洋房。但是走完蒲柏路,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也没有找到“博爱女校”,问老居民,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校名。

  后来有一位老居民说,会不会是萧三写错了?他说,这条路上并没有博爱女校,当年只有一所博文女校,具体地址在蒲柏路127号。他们找到了这栋石库门房子。该楼面积较大,此时已经住进了多户人家,脏乱不堪,大体了解到,原先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都是教室,共六间,后面有厨房和厕所,周围环境僻静,完全有条件作为学校,并且可以在此召开会议。

  那么,究竟是叫博爱女校,还是博文女校?在一条路上,设立两所女校的可能性显然不大。通过其他资料和实地考察,寻访者断定,萧三一字之误,蒲柏路上没有博爱女校,只有博文女校。

  市委宣传部派人带着照相机,拍了一组博文女校的照片,当时,博文女校已经非常破旧,且挤进了10多户人家居住,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因此并未进入内部拍摄,现在留存的博文女校1950年代照片,也没有一张是房屋内部的。

  照片冲洗出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杨重光等人赴北京,设法通过中宣部关系,将照片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成员,让他们回忆确认,博文女校是否就是当初一大开会的地址。

  但北京方面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之寄宿处,这一点没有异议。并且明确告知,一大会议地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

  于是寻访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贝勒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找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

  据房东说,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夏秋之间,沿马路(望志路)共有五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当时健在,也说他们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

  唯一有所变动的是,从外面看,望志路106号正门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外墙也加高了不少。因此从沿马路几乎看不出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房东说,李书城搬走后,他们对这排房子进行了改建,开设酱园和面坊,砌高了墙壁,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内部也进行了改建,望志路106、108号变成两上两下有厢房的房子。因此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房子看上去变得面目全非。不是非常熟悉的人,真是不敢相认。

  至此,寻访人员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O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获得确认。

  找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找到了一大代表租住的博文女校,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一大会址。上海最早确认的三处革命遗址,均为石库门建筑。

  1951年9月,这三处石库门房子由市委宣传部正式接收管理,分别辟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至1952年9月,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二馆、三馆,但后来关闭了第二馆、第三馆,并一度改造为文化局员工宿舍使用。

  上海石库门建筑不仅是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凝固的音乐”,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而且孕育了上海城市的红色基因。它是反映我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记录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载体,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应该无比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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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记忆:在迷宫般的石库门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2017年6月29日 08:16 来源:上观新闻

原标题:七一记忆:在迷宫般的石库门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李宅”

  四月的天气已有暖意,坐地铁出来,特意在淮海中路走了一小段,看看路边的梧桐树,新芽泛绿。再经黄陂南路南下,很快就抵达了我要去的地方———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遥想96年前,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路途所见景象,与我应该别无二致。只不过一大会址,那时还叫李公馆,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前门在望志路(今兴业路)106号,后门在黄陂南路(当时叫贝勒路)树德里。上海人住弄堂石库门房子,极少从正门出入,都走后门。一大代表后来回忆时,只记得贝勒路树德里,就是这个缘故。

  据说芥川龙之介一直很想访问中国,《大阪每日新闻》求之不得,立马聘他为记者来中国进行采访。1921年4月的一天,芥川已经站在上海法租界的街头,上海“天色阴沉,稀见日色”,但马路上的梧桐树早早发芽,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天,他采访的对象,是曾经留学日本的李汉俊。

  这位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精通四国外语,彼时年仅31岁。芥川并不清楚,他正与陈独秀等人异常忙碌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潮,筹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

  芥川后来写道,到李宅后,先到会客室坐下,仔细观察,室内有长方形桌子一张,西式椅子两三把,盘子一个,内盛陶制水果。一只梨子,一串葡萄,一只苹果。室内不见尘埃,充满了简朴气氛,他感觉“令人愉快。”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内景

  会客室里,还有一架木梯,通向二楼。当李汉俊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芥川首先看到的是他的脚底板。芥川后来开玩笑写道,“不管拜见任何天下名士,从未有过先从脚底向上拜见的啊。”

  见到这位两眼闪着才气的年轻人后,芥川说明来意,两人用日语寒暄了一通。

  李汉俊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有幸读过芥川的小说,这让这位日本作家很是高兴。

  接下来两人进行了交谈。李汉俊说的一番话,让芥川刮目相看,不然也不会记得这么详细。李说:“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在96年后的今天看来,李汉俊的这段话,显得意味深长,却难以被芥川所重视。芥川具有日本作家特有的细腻,不过也难逃日本访问者的通病,即作为一个在近代化历程中已经先行一步的国家公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皆是愚昧落后破败不堪,到城隍庙一游,他发现居然有人向荷花池小便。心中难免有轻视之意。

  仅仅三个多月后,一桩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芥川到访的李汉俊寓所召开了。说是李汉俊住所,其实户主并非李汉俊,而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汉俊只不过借住在那里。李书城为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彼时在外省做大官,得以有此住房条件。他的声望地位,使巡捕、包打听不敢轻举妄动,在这里召开会议,相对比较安全,何况这些代表看上去个个都很有身份。

  

  李汉俊(后排左二)李书城(后排左三)的大家庭

  今天复原的一大会议会场,楼下布置着一张西式大餐桌,也就是芥川所说的长方形桌子吧,桌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盘、一把茶壶和一个花瓶,与芥川所见比较,没有了“陶制水果”。会场的布置,是后人凭记忆复原的,花瓶据说是李书城结婚时购买的,围桌一溜西式圆凳,大概是会议代表坐过的那种。靠墙有中式高脚茶几和式样介乎中西式之间的椅子,不知是否芥川所说的那种西式椅子。无论如何,芥川所见的李宅内部情形,应该比较接近一大会议举行时的样子。

  渔阳里:不能抹去的红色足迹

  穿过新天地,太仓路上有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半月形门楣,前后两进。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六间,现在辟作展览场所。96年前,这所称作博文女校的房子,接纳了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的9人在此住宿。时值暑假,学生已经放假回去,代表们住在第二进楼上,因为人多,天气炎热,大家就睡在铺着草席的楼板上。

  

  中共一大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宿舍

  一大会址、博文女校、新老渔阳里,都集中在法租界范围内,呈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路程不过十来分钟。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的人,当年都居住在附近,交流十分方便。就像陈望道说的:“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老渔阳里2号,即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寓所,同时也是《新青年》编辑部。该楼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子,门楣采用简单的三角形雕饰,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南侧,以前有弄堂通往霞飞路,出入十分方便。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老渔阳里北侧,有一条弄堂,也叫渔阳里,为与前者区别,又称霞飞路新渔阳里。新渔阳里弄内多是两开间的石库门建筑,1920年9月,新渔阳里6号挂出了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底层的厢房和客堂很小,勉强放几排课桌和长凳,作为课堂,专门补习俄语和其他外语,楼上做学生的宿舍。名义上公开办学,主要目的则是帮助一批革命精英赴俄学习,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早期我党干部都在此学习过,可以说这里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第一所“党校”。

  租界当局对中共党人的活动异常注意,经常采用跟踪手段进行监视。以新渔阳里6号为例,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1921年4月这里多次举办劳动节筹备会,17日、21日、22日、25日、26日、29日,一再提到“李启汉主持会议”,也记下许多与会者的名字,指明“渔阳里6号是外国语学校”,甚至会议的内容如“为纪念五一,商店关门,悬挂劳动旗帜”等,也记载得清清楚楚。29日法租界捕房派人搜查了新渔阳里6号,好在事前有准备,除了几张传单外,没有搜出什么东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新渔阳里6号的房子退租,外国语学社因此宣告结束。

  三曾里的“三户楼”

  在全国范围内,上海有着建党的最佳条件,无比硕大的城市体量,五方杂处的中外移民,与西方几乎不相上下的市政设施,不断发展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市三治的租界格局,为中共活动留下诸多“缝隙”。而纵横交错、漫无边际的石库门建筑,为中共的创建和秘密活动,也营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石库门房子中西合璧,属于上海开埠后第一批商品房。石库门前门连着后门,弄堂套着弄堂,并辐射到附近的街道马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鲁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谈》中,说从早到晚,小贩进弄堂,叫卖零食的名称总有二三十种。

  石库门也分三六九等,召开一大的望志路李公馆,算比较高级的早期石库门,确很适合李汉俊这样的知识分子居住。至于72家房客居住的石库门,属于大路货。乍一看,七十二家房客式的石库门房子,似乎对中共地下活动很不利,砖木结构,墙皮薄,地板轻,隔音效果等于无,人多嘴杂,喜欢探听人家隐私的弄堂大妈天天播报房客的“新闻”,还有何密可保。

  郑超麟回忆,有次陈独秀、向警予等人在一处弄堂石库门房子开会,会议结束,已经夜深,怕引起别人怀疑,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大谈牌经,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束一定有,但总不出来……”半夜三更,弄堂门口有管门的人,开了铁门放他们出去,他才闭口。可见陈独秀也颇有地下工作经验。

  石库门弄堂戏份十足,上海市民的柴米油盐市井人情,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温暖而绵长;同样,石库门弄堂的狭窄空间,承载过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亭子间,客堂间,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洋溢着理想和执着。

  中共在上海召开过三次代表大会,一大诞生在望志路石库门里,二大、四大同样是在石库门里召开的,而且都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的边缘地区。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鸟瞰图

  一大会址在法租界南面,靠近华界。据一份1950年代一大的解说词介绍,当年附近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农田,间杂一些低矮破败的小作坊。二大会址(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地处公共租界南部,与法租界可说一路之隔。闸北淞沪铁路附近的四大会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则与英租界毗邻,这里几乎属于三不管地段,很少会有租界巡捕、华界警察现身。

  建党前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住过英租界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法租界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华界闸北的三曾里3号等处,都是石库门房子。

  三曾里是普通的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位于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交界处的一条小弄堂里。此地属于华界地区,火车北站就在附近,南来北往人员繁杂,而且毗邻租界,一有风吹草动,可以就近避入租界;附近有不少工厂和棚户区,利于开展工人运动。

  当时中央机关都要求“社会化”,以各种名义进行掩护,如三曾里是中央局机关所在,名义上却是一家报关行。

  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及罗章龙一家一起住在三曾里,毛、杨住楼下前厢房,蔡、向住后厢房,罗章龙等人住在楼上,三户人家,自称为“三户楼”,由向警予作户主,另雇了一个娘姨,料理生活。他们都是湖南人,同乡之谊,新来乍到,因工作需要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弄堂里比比皆是,一点也不引人注目。

  近年来电影、电视剧一些镜头里的老上海很是罗曼蒂克,即使地下党接头也被安排在大饭店、咖啡馆和舞厅等场所。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当年大多数共产党人的生活十分清贫,如陈为人为保护“中央文库”,即中共中央在上海形成的档案文件,并不秘密安置到郊区或乡下,而是租用石库门弄堂房子存放,因档案极端重要,陈为人与上级属单线联系,面临风险时,需要不断转移,因此经常与党失去联系,最后竟然因断绝经济来源,又不敢出外联系,贫病而逝,年仅38岁。

  地下党人作风严谨、行事低调、严于律己,毛泽东和居住在三曾里的人,为防不测,约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擅自到街上用餐、看戏、照相和闲逛。外来人员,必须先到中央接头处报到接洽,核准后方可来此。

  “一大会址”之谜

  一大会址在哪里?这一问题似乎很好回答,但在解放后的1950年的秋天,答案还不清楚。中央要求上海调查清楚后立即上报。

  其时离次年7月建党30周年,不到一年时间。上海市委指示宣传部,宣传部又指派当时的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瑜、市委宣传部干事杨重光等人负责寻找。沈、杨不敢懈怠,立即全身心投入寻访工作。

  当事人、知情者提到的地点有好几个,大体认定在法租界霞飞路附近的石库门房子里,但具体位置不明。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在上海所有的住房中占了60%,居民约占上海常住人口的70%,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其时距会议召开的1921年,尚不到30年,与会者尚有好几位健在,只是一些健在者,多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要直接联系恐有不便。即使后来联系上了,也因时间久远,难以直接指认一大会址。

  于是在建党30周年之际,一大会址具体在哪里,竟然成了未解开的谜。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首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因为这条弄堂的变化不大。当年有许多共产党人到过那里,并在里面借住过,记得比较清楚。在那里居住过的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证实,“那里不仅是陈独秀的故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

  建国后上海发现的第一处革命遗址,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有了初步的成果,寻访人员信心倍增。可是一大会址在哪里呢?眼看时间愈来愈紧迫,大家感到非常焦虑。

  当时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发行量很大,书中提到过一大召开的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第一次大会,亦即成立大会。……远道来的代表们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爱女子学校里(那时该校已放暑假,校中只有一个校役和一个厨子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七一的晚上,在这学校里秘密举行的。接着就在李汉俊的家里(在法租界贝勒路)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

  寻访人员以此为依据,认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地点,就是在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的“博爱女校”举行。

  蒲柏路颇为安静,也不算长,马路两边和周边大多也是石库门弄堂,不同于法租界西南地区的新式公寓、洋房。但是走完蒲柏路,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也没有找到“博爱女校”,问老居民,也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校名。

  后来有一位老居民说,会不会是萧三写错了?他说,这条路上并没有博爱女校,当年只有一所博文女校,具体地址在蒲柏路127号。他们找到了这栋石库门房子。该楼面积较大,此时已经住进了多户人家,脏乱不堪,大体了解到,原先第一进楼下两间,楼上三间,第二进楼上楼下都是教室,共六间,后面有厨房和厕所,周围环境僻静,完全有条件作为学校,并且可以在此召开会议。

  那么,究竟是叫博爱女校,还是博文女校?在一条路上,设立两所女校的可能性显然不大。通过其他资料和实地考察,寻访者断定,萧三一字之误,蒲柏路上没有博爱女校,只有博文女校。

  市委宣传部派人带着照相机,拍了一组博文女校的照片,当时,博文女校已经非常破旧,且挤进了10多户人家居住,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因此并未进入内部拍摄,现在留存的博文女校1950年代照片,也没有一张是房屋内部的。

  照片冲洗出来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派杨重光等人赴北京,设法通过中宣部关系,将照片呈报毛泽东、董必武等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成员,让他们回忆确认,博文女校是否就是当初一大开会的地址。

  但北京方面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博文女校并非一大会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之寄宿处,这一点没有异议。并且明确告知,一大会议地址,应为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

  于是寻访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贝勒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早已面目全非。

  最后找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

  据房东说,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夏秋之间,沿马路(望志路)共有五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当时健在,也说他们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的缘故。

  唯一有所变动的是,从外面看,望志路106号正门的墙上,横写着“恒昌福面坊”五个字,旁边的白色粉墙上画着大大的“酱”字,外墙也加高了不少。因此从沿马路几乎看不出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房东说,李书城搬走后,他们对这排房子进行了改建,开设酱园和面坊,砌高了墙壁,将清水墙改为混水墙,内部也进行了改建,望志路106、108号变成两上两下有厢房的房子。因此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房子看上去变得面目全非。不是非常熟悉的人,真是不敢相认。

  至此,寻访人员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O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获得确认。

  找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找到了一大代表租住的博文女校,最重要的是确认了一大会址。上海最早确认的三处革命遗址,均为石库门建筑。

  1951年9月,这三处石库门房子由市委宣传部正式接收管理,分别辟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负责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至1952年9月,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和博文女校开始内部开放,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当时被称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一馆、二馆、三馆,但后来关闭了第二馆、第三馆,并一度改造为文化局员工宿舍使用。

  上海石库门建筑不仅是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凝固的音乐”,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貌,而且孕育了上海城市的红色基因。它是反映我党发展壮大的历史见证,记录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载体,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应该无比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