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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上海百姓营救美军飞行员 "爷爷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2015-9-6 03:21:12

来源:解放日报 选稿:刘辉

原标题: 70年前,新四军淞沪支队和上海百姓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宁死不说,“我的爷爷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爷爷救了美国飞行员

1945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和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合影。左起:刘亨云参谋长、何克希司令、托勒特中尉、谭启龙政委、张文碧政治部主任。资料照片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这可能是我爷爷留存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了!”今年7月24日,在上海图书馆看着1946年6月1日《新闻报》胶片上的一张照片,70岁的薛耀忠激动得双手颤抖,一下子跪了下来,老泪纵横。

  薛耀忠的爷爷叫薛和尚,70年前担任原三林乡临浦村保长。1945年初,薛和尚和其他三林塘、奉贤县百姓以及新四军战士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为此,薛和尚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虽然当时那些村子、宅子已因为动迁而消失,但曾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不应烟消云散。上海军民舍命营救盟军的事迹,当永远铭记。”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唐国良说。

  连夜将消息报给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1945年初,美国飞机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日本侵略者的机场、造船厂等军事目标和军工部门进行了多次轰炸、扫射。1月21日,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21战斗机队的26名飞行员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经两个半小时飞抵上海上空,在距日军机场大约一里地时向敌机场轮番扫射。日军也出动了空中、地面火力进行反击。

  美军中尉飞行员哈罗德·托勒特是参与这场战斗的人员之一。突然,托勒特的飞机猛地一震,冒着浓烟,斜斜地直插地面,托勒特马上知道飞机已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此时飞机油箱已经起火,托勒特的面部、手脚均已被灼伤。剧痛之下,托勒特被迫跳伞,降落在黄浦江左岸三林临浦村附近的一块麦田里。

  临浦村大绞圈宅村民薛雨亭、薛和尚、陆阿乔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迅速赶了过去。托勒特见有中国民众过来,赶紧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本子,上面写的是一些中英文对照的短句,用于在紧急时刻求救。然而,赶来的几个农民都不识字。托勒特非常着急,不停用手比划着求助,还夹杂着“helpme,helpme(帮助我)”等英文,薛雨亭等人不明所以。

  尽管沟通不畅,但几个村民还是带着托勒特离开了麦田,躲到了最近的陆阿乔家,还帮忙藏好了托勒特的降落伞。“小时候父亲跟我说过这个故事。父亲说,当时这个外国人身上负了伤,而且一看就不是日本人,所以救人要紧。”薛雨亭的长子、今年68岁的薛经国说。当年,薛雨亭才刚20岁出头,如今已辞世。

  把托勒特带进陆阿乔家里后,薛雨亭让托勒特穿上了自己的长衫、帽子和鞋子。不久后,日本兵就进村搜查,几个村民无比紧张,赶紧商量对策。陆阿乔让托勒特躺在床上,用破棉被把他盖得严严实实,自己坐在门口失声痛哭。日本兵过来,问陆阿乔为什么哭?陆阿乔假装泣不成声:“可怜啊,儿子年纪轻轻就得了伤寒症,病得快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日本兵一听是传染病,谁也不肯进屋,往屋子里张望了一下就掩鼻而去。

  日本兵一走,几个村民就给托勒特烧了开水,还给他买了鸡蛋糕。但陆阿乔家毕竟不能久留,之后薛雨亭、薛和尚等人就领着托勒特躲到了离村子两里地的瓜地窝棚里,还托人找了镇上的米行老板吴进根——他其实是新四军淞沪支队的队员。得知消息后,吴进根马上把托勒特转移到小圩村的岳母家,并连夜将消息报给了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第二天一早,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派出短枪队,赶到托勒特藏身的吴进根岳母家,乘船摇了50多里水路,将托勒特转移到了奉贤县(现上海市奉贤区)的部队驻地。

  宁死不松口,保护美国飞行员,保护乡亲们

  托勒特是转移走了,但灾祸降临到了临浦村大绞圈宅的村民们头上。

  战机坠毁当天,日本宪兵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没找到瓜地里的托勒特,大肆搜索后只发现了飞机残骸。之后,日本兵找村民盘问,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事实上,担任保长的薛和尚早就和村民打了招呼:救美国军人的事,谁也不能对外透露。

  日本兵并不甘心。第二天,日方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员四处打听,村民见到不熟悉的人都想方设法绕道走。第三天,日本兵见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在临浦村村头架起了机枪,把村里百姓赶到一起,开始恐吓打骂,几个村民被倒吊在树上反复拷问。“父亲说,当时日本鬼子砍了几根很粗的竹子用来打人,硬生生把一根青竹打烂,打成了一丝丝竹条束。”薛雨亭的儿子薛金德说。当时,一个新郎正巧来村里迎亲,被日本兵打得瘫在地上,只能坐着迎新娘的花轿回了家。

  尽管这样,日本兵还是一无所获。此后,日军找了几个会讲浦东话的便衣,潜伏在村口茶馆打听消息。最终,两个贪财的村民中了圈套,供出了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镜如。当年1月27日,日本宪兵队再次来到临浦村,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镜如。那年,薛镜如只有14岁,如今他的儿子也已近60岁。

  在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薛镜如曾讲述过那段经历。那天清晨,日本兵就把他和大伯薛和尚带走上了汽艇,目的地是位于东昌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大伯一听要去东昌路,脸色铁青,一路上连话也不说。”

  当天下午到了宪兵队,年纪尚幼的薛镜如被扔在了牢房,薛和尚被带走。到了晚上,薛镜如迷迷糊糊间听到牢房门有声响,急忙冲过去看。“大伯浑身衣衫破烂,血肉模糊,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要扶着牢门才能站住。”没过多久,薛和尚又被拉了出去。“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晚的时候,大伯又被送回牢房了,身上没一处好肉,已经没法说话,不久后就咽气了。”之后,薛镜如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毒打,先是用棍子,后来见他挣扎,就用皮鞋踩着他的脚再打。所幸,由于薛镜如只有14岁,日本兵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把他放了。

  长大后,薛镜如不仅感叹自己“捡回一条命”,对大伯薛和尚也越来越敬佩和感激。“大伯宁死也不松口,不只是保护美国飞行员,也是保护乡亲们。如果日本兵知道村里人救了美国大兵,全村人都得遭殃。”

  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托勒特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部卫生室的卫生员陈亚男、俞叔平等就给他消毒和包扎伤口,并给他喂药。托勒特信奉上帝,包扎伤口时不小心碰到了痛处,他就猛地站起来,闭住双眼做祷告。

  当时,中共淞沪地委组织部长金子明和淞沪支队秘书鲍季良会讲英语,就和托勒特攀谈起来。那段时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共产党则知之甚少,因此对于托勒特来说,在他的心里有太多的疑团:眼前的这些官兵到底是什么属性?他们在抗击日本人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托勒特直言,自己并不知道“新四军”,在登机起飞前,队长告诉他如果遇到不测,可以飞到郊区再跳伞,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金子明笑笑:“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交谈中,托勒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当年22岁的他,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是家中独子,大学读了一年书,学的是机械工程。1943年他参加了空军训练,次年11月来中国作战。到出事为止,他已经参战13次。

  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不同,淞沪支队给托勒特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中国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金祥介绍,当时托勒特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能每天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就专门为他缝制中式服装。托勒特不喝开水只喝过滤水,不吃大米饭要吃面包,部队都尽量满足。甚至托勒特想吃黄油,部队也通过关系去上海市区给他弄来,还派人到南汇新场镇给他买肉罐头、咖啡。托勒特也慷慨地把跳伞时带下来的淡奶、巧克力等分给新四军战士们吃,还把降落伞改成了蚊帐,送给战士们。渐渐熟悉之后,托勒特经常到淞沪支队的战地医务室去玩,教几位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如“同志”、“您好”、“谢谢”等日常用语,新四军战士则教他跳秧歌舞。

  在浦东,托勒特随淞沪支队活动了一周后,支队部决定将他送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走时,托勒特恋恋不舍,取出自己身上的东西和支队部的同志做交换:他把自己的手枪换了一支毛瑟枪,把一个夜光指南针送给了金子明,把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支队里抽烟的同志交换成了中国的火柴盒和火柴:“每当我以后引火抽烟时,我就会想起你们的。”在金子明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乘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1月28日晚安全抵达设在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纵队司令部。

  1980年被改编成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

  经过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新四军为他准备的欢送会上,托勒特很激动:“我十分感谢你们把我从敌人的包围中救了出来,现在又要护送我回去。我很希望能再和你们见面!”最后,他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上帝祝福新四军!”在临别赠言中,托勒特这样写道:“我今天能够出发回到司令部去,我很快活。我知道路途很艰苦很长,我能够忍受一切可能碰到的困难。在这里我获得了许多永久的朋友,以后我希望能跟我的家属一起再来拜访。”

  当年4月10日,美军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了“今收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之美国第14航空队机械师托勒特中尉一名”的证明。同时,柯克斯又给浙东纵队司令部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说:“我借着这个机会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营救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并且殷勤招待他,还治好了他的创伤。你们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

  姚金祥说,上海军民救助美国飞行员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回到自己所在部队后,托勒特将自己被新四军救护的事情传播了开来,更多人开始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能力。这段故事,在1980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叫《一个美国飞行员》。

  二战结束后,托勒特给某公司老板当试飞员,因飞机失事而亡故。新中国成立后,托勒特的妻子曾来过中国,对当年上海军民救助托勒特一事表示感谢。

  在浦东三林塘,薛耀忠从小就听长辈说起过“爷爷因救美国飞行员而死”的故事,一直心心念念想寻找相关史料。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在1946年的报纸上写过这个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见到过那篇报道,当时他还将那部分报纸版面原样画在了一张信笺上,保留了下来。

  此后,薛耀忠几次想凭着自己那张珍藏的信笺,找到报纸原件,但因年代久远,一直没能如愿。今年夏天,不甘心的他去了上海图书馆,在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1946年6月1日的《新闻报》胶片。30多年的寻找有了结果,这让薛耀忠异常激动:“这是历史,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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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上海百姓营救美军飞行员 "爷爷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2015年9月6日 03:21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 70年前,新四军淞沪支队和上海百姓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宁死不说,“我的爷爷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爷爷救了美国飞行员

1945年2月,浙东游击纵队领导和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合影。左起:刘亨云参谋长、何克希司令、托勒特中尉、谭启龙政委、张文碧政治部主任。资料照片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了,这可能是我爷爷留存在世上的唯一一张照片了!”今年7月24日,在上海图书馆看着1946年6月1日《新闻报》胶片上的一张照片,70岁的薛耀忠激动得双手颤抖,一下子跪了下来,老泪纵横。

  薛耀忠的爷爷叫薛和尚,70年前担任原三林乡临浦村保长。1945年初,薛和尚和其他三林塘、奉贤县百姓以及新四军战士一起营救了一名美军飞行员。为此,薛和尚最终被日本人活活打死。

  “虽然当时那些村子、宅子已因为动迁而消失,但曾发生在这里的历史,不应烟消云散。上海军民舍命营救盟军的事迹,当永远铭记。”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唐国良说。

  连夜将消息报给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1945年初,美国飞机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日本侵略者的机场、造船厂等军事目标和军工部门进行了多次轰炸、扫射。1月21日,美军驻华第14航空队21战斗机队的26名飞行员驾驶野马式P51型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经两个半小时飞抵上海上空,在距日军机场大约一里地时向敌机场轮番扫射。日军也出动了空中、地面火力进行反击。

  美军中尉飞行员哈罗德·托勒特是参与这场战斗的人员之一。突然,托勒特的飞机猛地一震,冒着浓烟,斜斜地直插地面,托勒特马上知道飞机已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此时飞机油箱已经起火,托勒特的面部、手脚均已被灼伤。剧痛之下,托勒特被迫跳伞,降落在黄浦江左岸三林临浦村附近的一块麦田里。

  临浦村大绞圈宅村民薛雨亭、薛和尚、陆阿乔等人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迅速赶了过去。托勒特见有中国民众过来,赶紧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本子,上面写的是一些中英文对照的短句,用于在紧急时刻求救。然而,赶来的几个农民都不识字。托勒特非常着急,不停用手比划着求助,还夹杂着“helpme,helpme(帮助我)”等英文,薛雨亭等人不明所以。

  尽管沟通不畅,但几个村民还是带着托勒特离开了麦田,躲到了最近的陆阿乔家,还帮忙藏好了托勒特的降落伞。“小时候父亲跟我说过这个故事。父亲说,当时这个外国人身上负了伤,而且一看就不是日本人,所以救人要紧。”薛雨亭的长子、今年68岁的薛经国说。当年,薛雨亭才刚20岁出头,如今已辞世。

  把托勒特带进陆阿乔家里后,薛雨亭让托勒特穿上了自己的长衫、帽子和鞋子。不久后,日本兵就进村搜查,几个村民无比紧张,赶紧商量对策。陆阿乔让托勒特躺在床上,用破棉被把他盖得严严实实,自己坐在门口失声痛哭。日本兵过来,问陆阿乔为什么哭?陆阿乔假装泣不成声:“可怜啊,儿子年纪轻轻就得了伤寒症,病得快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啊!”日本兵一听是传染病,谁也不肯进屋,往屋子里张望了一下就掩鼻而去。

  日本兵一走,几个村民就给托勒特烧了开水,还给他买了鸡蛋糕。但陆阿乔家毕竟不能久留,之后薛雨亭、薛和尚等人就领着托勒特躲到了离村子两里地的瓜地窝棚里,还托人找了镇上的米行老板吴进根——他其实是新四军淞沪支队的队员。得知消息后,吴进根马上把托勒特转移到小圩村的岳母家,并连夜将消息报给了驻扎在南汇的新四军淞沪支队。

  第二天一早,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派出短枪队,赶到托勒特藏身的吴进根岳母家,乘船摇了50多里水路,将托勒特转移到了奉贤县(现上海市奉贤区)的部队驻地。

  宁死不松口,保护美国飞行员,保护乡亲们

  托勒特是转移走了,但灾祸降临到了临浦村大绞圈宅的村民们头上。

  战机坠毁当天,日本宪兵队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没找到瓜地里的托勒特,大肆搜索后只发现了飞机残骸。之后,日本兵找村民盘问,也没有得到任何线索。事实上,担任保长的薛和尚早就和村民打了招呼:救美国军人的事,谁也不能对外透露。

  日本兵并不甘心。第二天,日方派出了大批便衣人员四处打听,村民见到不熟悉的人都想方设法绕道走。第三天,日本兵见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在临浦村村头架起了机枪,把村里百姓赶到一起,开始恐吓打骂,几个村民被倒吊在树上反复拷问。“父亲说,当时日本鬼子砍了几根很粗的竹子用来打人,硬生生把一根青竹打烂,打成了一丝丝竹条束。”薛雨亭的儿子薛金德说。当时,一个新郎正巧来村里迎亲,被日本兵打得瘫在地上,只能坐着迎新娘的花轿回了家。

  尽管这样,日本兵还是一无所获。此后,日军找了几个会讲浦东话的便衣,潜伏在村口茶馆打听消息。最终,两个贪财的村民中了圈套,供出了薛和尚和他的侄子薛镜如。当年1月27日,日本宪兵队再次来到临浦村,抓走了薛和尚和薛镜如。那年,薛镜如只有14岁,如今他的儿子也已近60岁。

  在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薛镜如曾讲述过那段经历。那天清晨,日本兵就把他和大伯薛和尚带走上了汽艇,目的地是位于东昌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大伯一听要去东昌路,脸色铁青,一路上连话也不说。”

  当天下午到了宪兵队,年纪尚幼的薛镜如被扔在了牢房,薛和尚被带走。到了晚上,薛镜如迷迷糊糊间听到牢房门有声响,急忙冲过去看。“大伯浑身衣衫破烂,血肉模糊,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要扶着牢门才能站住。”没过多久,薛和尚又被拉了出去。“我很害怕,不知道会怎么样。很晚的时候,大伯又被送回牢房了,身上没一处好肉,已经没法说话,不久后就咽气了。”之后,薛镜如也遭到了日本兵的毒打,先是用棍子,后来见他挣扎,就用皮鞋踩着他的脚再打。所幸,由于薛镜如只有14岁,日本兵见问不出个所以然,就把他放了。

  长大后,薛镜如不仅感叹自己“捡回一条命”,对大伯薛和尚也越来越敬佩和感激。“大伯宁死也不松口,不只是保护美国飞行员,也是保护乡亲们。如果日本兵知道村里人救了美国大兵,全村人都得遭殃。”

  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托勒特到了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部卫生室的卫生员陈亚男、俞叔平等就给他消毒和包扎伤口,并给他喂药。托勒特信奉上帝,包扎伤口时不小心碰到了痛处,他就猛地站起来,闭住双眼做祷告。

  当时,中共淞沪地委组织部长金子明和淞沪支队秘书鲍季良会讲英语,就和托勒特攀谈起来。那段时间,国际社会对国民党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共产党则知之甚少,因此对于托勒特来说,在他的心里有太多的疑团:眼前的这些官兵到底是什么属性?他们在抗击日本人的过程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托勒特直言,自己并不知道“新四军”,在登机起飞前,队长告诉他如果遇到不测,可以飞到郊区再跳伞,会有国民党部队来接应。金子明笑笑:“这些年,我们新四军一直在这里坚持斗争!”

  交谈中,托勒特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当年22岁的他,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是家中独子,大学读了一年书,学的是机械工程。1943年他参加了空军训练,次年11月来中国作战。到出事为止,他已经参战13次。

  考虑到文化差异和生活习惯不同,淞沪支队给托勒特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便。中国地方志专家库专家、原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金祥介绍,当时托勒特没有合适的衣服更换,只能每天穿着美军飞行服,很容易暴露目标,部队就专门为他缝制中式服装。托勒特不喝开水只喝过滤水,不吃大米饭要吃面包,部队都尽量满足。甚至托勒特想吃黄油,部队也通过关系去上海市区给他弄来,还派人到南汇新场镇给他买肉罐头、咖啡。托勒特也慷慨地把跳伞时带下来的淡奶、巧克力等分给新四军战士们吃,还把降落伞改成了蚊帐,送给战士们。渐渐熟悉之后,托勒特经常到淞沪支队的战地医务室去玩,教几位战士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如“同志”、“您好”、“谢谢”等日常用语,新四军战士则教他跳秧歌舞。

  在浦东,托勒特随淞沪支队活动了一周后,支队部决定将他送到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走时,托勒特恋恋不舍,取出自己身上的东西和支队部的同志做交换:他把自己的手枪换了一支毛瑟枪,把一个夜光指南针送给了金子明,把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支队里抽烟的同志交换成了中国的火柴盒和火柴:“每当我以后引火抽烟时,我就会想起你们的。”在金子明等十七八位指战员的护送下,托勒特乘船从南汇的一个海角下海,渡过杭州湾,1月28日晚安全抵达设在四明山区梁弄的浙东纵队司令部。

  1980年被改编成电影《一个美国飞行员》

  经过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完全恢复了健康。在新四军为他准备的欢送会上,托勒特很激动:“我十分感谢你们把我从敌人的包围中救了出来,现在又要护送我回去。我很希望能再和你们见面!”最后,他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上帝祝福新四军!”在临别赠言中,托勒特这样写道:“我今天能够出发回到司令部去,我很快活。我知道路途很艰苦很长,我能够忍受一切可能碰到的困难。在这里我获得了许多永久的朋友,以后我希望能跟我的家属一起再来拜访。”

  当年4月10日,美军临海办事处主任柯克斯上尉出具了“今收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所救之美国第14航空队机械师托勒特中尉一名”的证明。同时,柯克斯又给浙东纵队司令部写了一封致谢信,信中说:“我借着这个机会向你们表示感谢,因为你们营救了我们勇敢的飞行员,并且殷勤招待他,还治好了他的创伤。你们所表现的这种令人惊奇的合作精神,将会大大缩短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时间。”

  姚金祥说,上海军民救助美国飞行员这件事,在当时影响很大。回到自己所在部队后,托勒特将自己被新四军救护的事情传播了开来,更多人开始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抗日能力。这段故事,在1980年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叫《一个美国飞行员》。

  二战结束后,托勒特给某公司老板当试飞员,因飞机失事而亡故。新中国成立后,托勒特的妻子曾来过中国,对当年上海军民救助托勒特一事表示感谢。

  在浦东三林塘,薛耀忠从小就听长辈说起过“爷爷因救美国飞行员而死”的故事,一直心心念念想寻找相关史料。很早的时候,他就知道在1946年的报纸上写过这个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见到过那篇报道,当时他还将那部分报纸版面原样画在了一张信笺上,保留了下来。

  此后,薛耀忠几次想凭着自己那张珍藏的信笺,找到报纸原件,但因年代久远,一直没能如愿。今年夏天,不甘心的他去了上海图书馆,在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1946年6月1日的《新闻报》胶片。30多年的寻找有了结果,这让薛耀忠异常激动:“这是历史,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