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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没落"是个伪命题 "96后"网上写诗吸引会员30多万

2014-6-9 03:36:12

来源:东方网 作者:郭翼飞 选稿:周巧

  东方网6月9日消息:据《劳动报》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的狂欢后,诗歌已从大众的热闹中渐渐隐去了。这些年来,诗歌在文坛中退居尾席,诗人的光环日渐暗淡,诗集诗刊乏人问津,读者们也迅速涌向快餐和实用文化———这些情况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谈起诗歌时,常常会带着“诗坛衰落”、“诗歌边缘化”、“无人写诗”的感叹。  

  然而,在记者对上海诗坛进行了一番扫描式的采访后,却也分明感受到: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校园、职场、网络、坊间,到处可以寻见为诗而歌的布道者,诗歌创作也日益多元、丰富———看似寂寥的诗坛,实则仍有别样的热闹。   

  徐如麒:编了一辈子诗歌,80、90年代是“最好时光”  

  “1997年前后,这么高一摞的《海子诗全编》,一排排放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里,一会儿就没了。更早一点的《顾城诗全编》,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去一二十万册,现在十成新的《海子诗全编》在一家旧书网上开价开到1000元。”   

  这两本诗集当年的策划人徐如麒,在描述这番情景时,把手抬在半空中比出一米多的高度。他说:“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现代诗歌,包括整个文学界、出版业来说,都是段好时光。”  

  徐如麒说,自己是“差不多做了一辈子诗歌编辑”,如今他退休后被返聘,主要负责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室的业务,诗歌图书编辑的工作只占很小一部分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书籍直接在地板上堆积如山,放眼其中,却很难在连排的书脊上发现“诗”的字眼。  

  “记者来采访诗歌的事,勾起我很多甘苦。”采访间隙,徐如麒对刚进来的同事说,然后眯起眼睛略微沉吟,又继续讲。  

  1980年,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徐如麒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小说、散文的编辑工作都做过,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几乎都在我们这里出过诗集,比如舒婷的那本成名作《双桅船》,当时懂点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那段“好时光”中,徐如麒还策划了《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十大诗人成名作》等一批大受欢迎的诗集。其中那本《十大诗人成名作》选了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写现代诗最有名的十几个诗人的巅峰作品。这本诗集薄薄一本,定价五毛钱,出版后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前后销出二三十万册。为此,诗人臧克家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幅送给徐如麒。   

  “现在的情况是出一本亏一本,出版模式也完全变了,以前出诗集,我们是要付给作者稿费的,现在是写的再好,也得作者自己掏钱出书,或者一些诗歌团体、组织出钱,叫按需定制,就连成名几十年的诗人也是这样。”   

  徐如麒告诉记者,目前出版一本书,起码要销到5000册才能获得一点微利,这对于诗歌图书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数字,一般的诗集,首印2000册已经算是很多。近几年由该社出版的诗歌图书中,唯一销到几万册的就是民谣音乐人周云蓬的诗集《春天责备》———当然,周云蓬是不需要为此付钱的。   

  “要是周迅、范冰冰这些大明星说在我们这里出诗集,那肯定一分钱不要,保证好卖,不管写的好不好。”徐如麒这话并不单纯是在开玩笑,在他看来,诗集只要还在出,就是在努力,至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段近乎全民爱诗的“好时光”:“今后应该是不会重演了。”季振邦:诗刊和剧院,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味   

  出诗集已是奢侈,而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同样也不容易。   

  在诗歌兴盛的年代,各类综合性的报刊、诗歌杂志,是培养诗人的摇篮,文学刊物出诗歌专号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今天,专门的诗歌杂志已寥寥无几,老牌文学刊物上容留诗歌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越办越厚的报纸上也难觅一首小诗。   

  这一现象在《上海诗人》杂志的执行主编、诗人季振邦看来不足为怪:“都说现在没人写诗了,其实是发表诗歌的平台少了。像我们的邮箱里一直有不少投稿,一个月几百首是有的,还有的人一投十几首。杂志两个月出一期,稿子经常用不过来。”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与现代诗渊源颇深的上海,自建国后到2007年《上海诗人》创办以前,还从未有过一本专业的诗刊,这也是上海诗坛的“一个心病”。缺乏一个专业的、集中展示诗歌的平台,令季振邦感到上海诗坛如“散兵游勇”一般。   

  严格来说,《上海诗人》是“以书代刊”的丛书,即在出版社拿书号,以杂志的形式定期出刊。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诗刊”,能办下来也是不易。季振邦告诉记者,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刊号的诗歌杂志扳扳手指就能数得过来:北京的《诗刊》、《星星》,西北的《绿风》,安徽的《诗歌月刊》,江苏的《扬子江诗刊》等,生存状况都不甚理想———“办一本刊物每年要投几十万养着,亏本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海诗人》为例,办刊经费和编辑工作由上海市作协承担,出版和发行则由出版社负责。这里的十几位编辑虽然都是作协会员,但各自也都有其他的工作,有当老师的、有开店的、还有警察,季振邦本人也是退休后返聘。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编这本杂志是没有工资的,一切都凭着对诗歌的热情。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如何,就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本诗刊和一个剧院。以前上海没有诗刊,现在有了大家就很珍惜,没报酬也要办好。”季振邦说。办了将近7年的《上海诗人》,尽管诸多不易,编辑团队仍保持着热情如初。翻开《上海诗人》,“名家专稿”刊登已成名诗人的新作,“华夏诗会”汇聚全国各地的诗人来稿,“海上论坛”发表诗歌评论,“新生代”专为90后的年轻诗人提供平台……   

  而关于这本诗刊的未来,季振邦并未作太乐观的预测:“能办下去就很好,时代不一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写诗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但那毕竟是特殊年代。诗歌从文体形式上就决定了它是小众的,我主张诗歌要努力地走向大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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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没落"是个伪命题 "96后"网上写诗吸引会员30多万

2014年6月9日 03:36 来源:东方网

  东方网6月9日消息:据《劳动报》报道,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最后的狂欢后,诗歌已从大众的热闹中渐渐隐去了。这些年来,诗歌在文坛中退居尾席,诗人的光环日渐暗淡,诗集诗刊乏人问津,读者们也迅速涌向快餐和实用文化———这些情况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谈起诗歌时,常常会带着“诗坛衰落”、“诗歌边缘化”、“无人写诗”的感叹。  

  然而,在记者对上海诗坛进行了一番扫描式的采访后,却也分明感受到: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校园、职场、网络、坊间,到处可以寻见为诗而歌的布道者,诗歌创作也日益多元、丰富———看似寂寥的诗坛,实则仍有别样的热闹。   

  徐如麒:编了一辈子诗歌,80、90年代是“最好时光”  

  “1997年前后,这么高一摞的《海子诗全编》,一排排放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里,一会儿就没了。更早一点的《顾城诗全编》,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去一二十万册,现在十成新的《海子诗全编》在一家旧书网上开价开到1000元。”   

  这两本诗集当年的策划人徐如麒,在描述这番情景时,把手抬在半空中比出一米多的高度。他说:“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现代诗歌,包括整个文学界、出版业来说,都是段好时光。”  

  徐如麒说,自己是“差不多做了一辈子诗歌编辑”,如今他退休后被返聘,主要负责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室的业务,诗歌图书编辑的工作只占很小一部分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书籍直接在地板上堆积如山,放眼其中,却很难在连排的书脊上发现“诗”的字眼。  

  “记者来采访诗歌的事,勾起我很多甘苦。”采访间隙,徐如麒对刚进来的同事说,然后眯起眼睛略微沉吟,又继续讲。  

  1980年,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徐如麒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小说、散文的编辑工作都做过,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几乎都在我们这里出过诗集,比如舒婷的那本成名作《双桅船》,当时懂点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那段“好时光”中,徐如麒还策划了《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十大诗人成名作》等一批大受欢迎的诗集。其中那本《十大诗人成名作》选了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写现代诗最有名的十几个诗人的巅峰作品。这本诗集薄薄一本,定价五毛钱,出版后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前后销出二三十万册。为此,诗人臧克家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幅送给徐如麒。   

  “现在的情况是出一本亏一本,出版模式也完全变了,以前出诗集,我们是要付给作者稿费的,现在是写的再好,也得作者自己掏钱出书,或者一些诗歌团体、组织出钱,叫按需定制,就连成名几十年的诗人也是这样。”   

  徐如麒告诉记者,目前出版一本书,起码要销到5000册才能获得一点微利,这对于诗歌图书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数字,一般的诗集,首印2000册已经算是很多。近几年由该社出版的诗歌图书中,唯一销到几万册的就是民谣音乐人周云蓬的诗集《春天责备》———当然,周云蓬是不需要为此付钱的。   

  “要是周迅、范冰冰这些大明星说在我们这里出诗集,那肯定一分钱不要,保证好卖,不管写的好不好。”徐如麒这话并不单纯是在开玩笑,在他看来,诗集只要还在出,就是在努力,至于上世纪80、90年代那段近乎全民爱诗的“好时光”:“今后应该是不会重演了。”季振邦:诗刊和剧院,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味   

  出诗集已是奢侈,而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同样也不容易。   

  在诗歌兴盛的年代,各类综合性的报刊、诗歌杂志,是培养诗人的摇篮,文学刊物出诗歌专号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今天,专门的诗歌杂志已寥寥无几,老牌文学刊物上容留诗歌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越办越厚的报纸上也难觅一首小诗。   

  这一现象在《上海诗人》杂志的执行主编、诗人季振邦看来不足为怪:“都说现在没人写诗了,其实是发表诗歌的平台少了。像我们的邮箱里一直有不少投稿,一个月几百首是有的,还有的人一投十几首。杂志两个月出一期,稿子经常用不过来。”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与现代诗渊源颇深的上海,自建国后到2007年《上海诗人》创办以前,还从未有过一本专业的诗刊,这也是上海诗坛的“一个心病”。缺乏一个专业的、集中展示诗歌的平台,令季振邦感到上海诗坛如“散兵游勇”一般。   

  严格来说,《上海诗人》是“以书代刊”的丛书,即在出版社拿书号,以杂志的形式定期出刊。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诗刊”,能办下来也是不易。季振邦告诉记者,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刊号的诗歌杂志扳扳手指就能数得过来:北京的《诗刊》、《星星》,西北的《绿风》,安徽的《诗歌月刊》,江苏的《扬子江诗刊》等,生存状况都不甚理想———“办一本刊物每年要投几十万养着,亏本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海诗人》为例,办刊经费和编辑工作由上海市作协承担,出版和发行则由出版社负责。这里的十几位编辑虽然都是作协会员,但各自也都有其他的工作,有当老师的、有开店的、还有警察,季振邦本人也是退休后返聘。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编这本杂志是没有工资的,一切都凭着对诗歌的热情。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如何,就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本诗刊和一个剧院。以前上海没有诗刊,现在有了大家就很珍惜,没报酬也要办好。”季振邦说。办了将近7年的《上海诗人》,尽管诸多不易,编辑团队仍保持着热情如初。翻开《上海诗人》,“名家专稿”刊登已成名诗人的新作,“华夏诗会”汇聚全国各地的诗人来稿,“海上论坛”发表诗歌评论,“新生代”专为90后的年轻诗人提供平台……   

  而关于这本诗刊的未来,季振邦并未作太乐观的预测:“能办下去就很好,时代不一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写诗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但那毕竟是特殊年代。诗歌从文体形式上就决定了它是小众的,我主张诗歌要努力地走向大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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