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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童工姐妹的上海"幸福"生活[图]
选稿:陈誓骠 来源:东方网 作者:朱琪 2005-6-1 9:39:24
 

  一对来自河南农村的小姐妹,和她们村子,和她们隔壁村子,和她们隔壁乡的村子,和她们隔壁县的村子,和她们隔壁省的村子,和她们隔壁又隔壁又隔壁的不少村子里的娃一样,离开了简陋的学堂、负累的父母,熟悉的土地,将一幅幅幼小且单薄的身影留在了大都市的记忆里。在远方,憧憬着,争取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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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向笔者叙述那段童工生涯

  
  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于身在上海的河南女孩小菊来说,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她将拥有一个足足5天的假日。已有三年工龄的她,第一次得机会回了趟老家。
  
  听小兰说,小菊的公司“六一”正逢大检查,小菊被要求躲起来别上班,楞是“躲”出了一个长假。小兰说着,一份难以掩饰的羡慕挂上眉梢。
  
  小兰是小菊的堂姐,年纪相差三岁,和小菊同村,关系特别亲。姐俩目前分别在上海两家颇有名气的商厦做促销员。
  
  三年前,当笔者认识这对来自河南农村的小姐妹时,她们正在静安寺附近一家两层楼的私人酒家“上班”,做着传菜、跑堂的杂务。姐姐小兰瘦小而单薄、妹妹小菊则比较壮实,撇开那满脸的稚气,粗看上去都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大个几岁。姐俩分别是00年和02年来上海的,初到上海打工时,小兰14岁半,小菊刚过了12岁的生日。
  
  上海的打工生涯,在小兰看来平常且顺利。小兰说,要不是笔者告诉姐俩,她们属于童工,身处其中的姐俩,觉得生活就该是这样的。  
  
  爱吃冰淇淋的“芦柴棒”

  
  小兰的父母在河南老家都是本分的农民,用小兰的话说,靠种庄稼一年到头,能“顾着嘴巴”就不错了。家里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小弟正在读初二,是家中学历最高的;大弟小她一岁,小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童工的队伍,现在闸北区一家小饭店做跑堂,最近开始有机会学着配菜、烧菜,终于能学上一门糊口的手艺。
  
  “童工”这个字眼,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早就与夏衍先生笔下的包身工“芦柴棒”划上了等号。吃不饱穿不暖,从早做到晚,还动不动挨打挨骂的“芦柴棒”,在小兰看来,同样是个遥远而陌生故事里的人物,自己的童工生涯“相比幸福多了”。
  
  小兰表示,到上海打工是自己要求的,几年之后,也丝毫不后悔,童工这条路,自己走对了。
  
  在老家,瘦小的小兰每天要担100多桶水,一趟来回就得走200多米的土路,顶着毒辣辣的日头,给棉花地浇水。腰时常直不起来,双肩几乎天天红肿,肩上的皮也是蹭掉了长,还没长成又被蹭掉。吃的清一色是馒头和玉米馇,配上点大葱蒜,辣椒什么的,一年吃不上两回肉。
  
  小兰刚离开家乡时,和同村十几个女孩一起去了广东的制衣厂。可受不了那里繁重的工作和经常拖欠工钱,她很快就跟着老乡来到上海。和不少初来上海谋生的童工一样,小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小饭店里跑堂。一天做12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半,全年无休,在她看来这些跑跑腿、端端碗,打打下手的活,比在老家务农轻松多了,而且不会受伤。每月400多元的工资,相当于全家大半年的收入,老板还管住宿和三顿有荤油的饭菜。小兰说,除了想家和想读书外,没什么不称心的。
  
  至于小菊,一到上海就跟着姐姐在饭店里跑堂,两年后看小兰做起了商厦促销员,她也寻到浦东一家外资大商厦做服装促销员。据说虎头虎脑、外号“小胖子”的小菊,还是业绩最好的一个,每月各种收入加在一起1000没问题,赚的比姐姐还多一两百。
  
  姐俩都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她们规定自己每半年可以吃一次,还得轮流买了一起舔着吃。小兰说,现在自己挣的钱要供在家的小弟读书,还要准备给大弟娶媳妇用,不敢随意乱花。
  
  “合法”的童工通行证

  
  或许是太习惯了,已不再是童工的小兰,谈起她自己的年龄,好几次脱口而出的还是身份证上虚涨了两岁半的数字。
  
  身份证,是她们出来打工唯一必须的身份证件。身份证是在乡里办的,只要交钱,一两百元就能办一张。据小兰透露,在他们老家,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父母说啥时候就是啥时候,村里出个证明就好。乡里收了钱和本人在村里拍的照片就办,根本不查,也看不到办证的本人,所以他们家乡出来打工的娃娃往往都会多报两三岁,甚至更多。其他未婚证什么的,也是只要付钱,什么证都能合法办,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其实本乡本土的,谁不知道谁呀,乡里村里这么做不就是为了钱”,小兰带着见怪不怪地语气接着说,“村里有个叫鲁花的,15岁不到外出打工,怀孕回家办了结婚证生了孩子,又花钱重新办了未婚证和身份证再出来打工”。
  
  到了上海找工作,年纪不满谁都看得出来。因此新来的童工往往是经先出来打工的老乡或亲戚、熟人介绍,进入餐饮、发廊等服务场所。面对这些薪水低又听话的孩子,一些私人老板雇的时候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身份证是真的,上面的年龄也合法,查到了责任不在自己。
  
  笔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上海对于童工的查处力度较其他城市更严,一经查实,对雇主至少罚款5万,这使得雇佣童工的成本风险骤升。然而,据一位多年从事青少年保护工作的人士透露,目前对童工年龄的鉴别,很大程度上还是只依据已有的法定文件证明,比如身份证,而非骨龄鉴定等客观但成本较高的科学手段。因此一旦身份证出现造假或者上面显示的出生年月与事实不符,这样的查实就显得无能为力。小兰小菊的情况就属于这样,老板虽然知道她们的实际年龄,但依旧合法地雇用着她们。
  
  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梦
  
  远离童工生涯的小兰,谈起目前这份工作的求职经历,一个劲念叨着:“来之不易”。初一只读了一个学期的她,没有任何学历,要在上海找个工作呆下去,谈何容易。但小兰再三表示,她和许多有过童工经历的老乡一样,认准了一点:既然出来见过世面,再苦也不回老家。
  
  小兰是费了好大劲才在商厦找了个品牌热水器促销员的差事。到该公司培训了两次后,小兰交给公司相当于半月工资的400元钱,就算他们的人了,而后再要过商厦这关。小兰说,商厦除了需要交500元押金外,还要身份证、上岗证、健康证以及学历证书。于是在同乡的指引下,她向租房隔壁的一个上海女孩借了张高中毕业证书,随后以换照片的形式,用那人的名字办了假身份证,并轻轻松松通过正规渠道的培训考试,得到了其他所有证件。小兰透露,商厦方面只有一个主管知道真实情况,其他人平时总以她促销商品的牌子名称喊她,所以至今一切顺利,也不怕查。不过小兰也有自己的担心,目前没有任何单位和她签过任何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没有保障的工作,随时可能失去。而妹妹小菊得到现在的工作,除了和小兰一样的经历外,借用的是姐姐的假身份证。
  
  “今后怎么过?”小兰沉默了好一会,“回老家肯定是呆不住的,但留在上海除了工作之外,婚姻、家庭、户口都是问题。”小兰的姑姑今年33岁,14岁到上海打工,至今还没成家,留在上海仍旧是做一天算一天。
  
  “还是要找机会读书。”小兰说,这是她这些年悟出的道理。到了外面就知道没文化是不行的,读好了书,在上海能找个更好的工作。“能进入另一个层次”,小兰这样描绘着她的愿景。当请她勾勒一下这个她理想中的层次时,小兰扭捏着轻轻说:“想到公司上班,最好整天能坐着上班。”
  
  笔者与小兰的交谈,是在人民广场旁的一家快餐店里进行的。末了还聊起窗外熙熙攘攘人群中,那些小兰的同龄人,他们光鲜亮丽、无忧无虑。小兰很平静地表示,她不觉得自己委屈,也不怪家里,感觉这就是命。在我的要求下,小兰给自己的生活打了个分,满分是一百,小兰给出了80,她觉得那20分扣在自己没文化。小兰说:“其实,我算是很走运的了。”
  
  当得知笔者可能会写一篇文章来记叙他们的童工生活,小兰拜托我留下这么一段话,给那些已经来或者即将来上海打工的弟弟妹妹们:
  
  在外面打工少惹事,多做点事没关系。如果是明摆着欺负,那就躲着点,能让就让,平安最好。就算有不公平,被欺负,总会过去的。
  
  (文中小菊、小兰等均属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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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童工”一个定义

  
  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是:因从事经济生产活动而失去或放弃接受正常学校教育机会的未成年人都是童工。
  
  国际劳工组织对童工的年龄界定是未满15岁,同时在一些农业地区,可以有一年的缓冲期,即年满14岁从事半日制经济生产活动的不算童工。中国政府对童工的年龄限制则严格的多,定为16岁。
  
  根据中国的法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童工是指未满十六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
  
  童工一般多集中于非正规部门、个体或私营企业、较低层次的服务性行业、低技术水平的体力劳动工业、劳动密集性的纺织服装业、生产力水平低的手工业。
  
  童工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贫困问题和教育问题是造成童工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贫困地区,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未得到满足,对于儿童的进一步的生存发展权利的关注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父母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唆使甚至强制未成年子女弃学务工。在中国农村地区,14、15岁的女童辍学的比例较高,在她们达到出嫁年龄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是她们比较自由的时期,这些女童象其他的较年长的同乡姐妹一样,希望利用这段时期,到城市中寻求改变生活的机会,或者积攒嫁妆。在她们自己看来——社会上的许多人也这么看,这类工作对她们没有什么害处。
  
  现行教育体制与农村地区的现实生活及经济发展脱节较为严重,教育投入的经济回报率极低。农村地区的儿童对教学内容缺乏兴趣,父母看不到学校教育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与此同时,这些地区也缺乏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教育,脱离了正规学校教育的儿童,很少有机会接受实用技能培训。因而,家长和孩子们认为,边谋生边学艺是个好选择。
  
  政府的有关法规及政策
  
  中国政府建立起较健全的禁止使用童工的法规,并对雇用童工的企业、雇主采取较严厉的处罚,这种策略有效地制止了童工现象的蔓延。尤其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条件下,雇主很容易雇到付酬低的成年工,没必要冒被罚款的风险而雇佣童工。
  
  中国童工的需求市场不大,但是供给市场比较旺盛。农村大量的辍学儿童和贫困家庭的存在,构成了潜在的童工后备军。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立法和执法,并不能根本解决童工问题。中国政府选择消除贫困和推广义务制教育,来作为解决童工问题的根本性策略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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