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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青春岁月》——上海儿女在云南纪实摄影展”正在上海城市规划馆举行。一组组生动的镜头把人们带进难以忘怀的年代，让人感受到当年知青在云南生活、劳动的点滴。记者在展厅里遇上了不少上海老知青，他们或激动、或喜悦、或感慨，只要提起当年的知青岁月，就不自觉地打开了话匣子……
　　
　　建设边疆就是最大的理想
　　
　　今年56岁的黄天放是第一批走进云南的上海知青。“1968年12月20日，18岁的我乘上去云南的火车，当列车开到浙江境内时，我们在电台广播里听到了毛主席的号召。我当时真是兴奋极了，就希望火车快点开到昆明，让我去那里参加锻炼。”
　　
　　然而现实中的云南并不仅仅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孔雀飞翔，取而代之的是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我们住的是草房，因为天气潮湿，每天早晨起来被子都是湿的，我们只能在白天把被子晒干，晚上再睡，天天如此。”黄天放说，“当时喝的韭菜汤就是清汤里漂着两根韭菜，我们都戏称为‘九菜一汤’，也叫‘玻璃汤’。地上到处是旱蚂蝗，不知什么时候双腿就会变得鲜血淋淋了。”
　　

黄天放

　　
　　尽管生活很艰苦，但黄天放的劳动热情却还是非常高涨的。“当时我是很简单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抱着建设边疆的理想。每天清晨，只要广播的里《东方红》一响，我们就上山劳动，一直到晚上下山吃晚饭。”
　　
　　上山劳动就是种橡胶。上山下乡的8年里，没有改变。“挖梯田、挖穴、定植、锄草……直到第8年以后才是割胶，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但那时已经快回来了。我们当时真的不图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橡胶事业。”
　　
　　为第二故乡云南办更多实事
　　
　　摄影展上有这样一张黑白照片：一个女孩儿左手叉在腰间，明亮的大眼睛充满希望地望着前方。这个女孩，就是记者在采访中巧遇的宋肖慈，如今她已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驻上海联络处主任了。
　　
　

宋肖慈　

　　在这个办事处里，三个干部都是当年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因此也被称为“知青办事处”。宋肖慈告诉记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云南的山水也养育了我们这一批上海知青。”
　　
　　正因为难以割舍，宋肖慈将她的大半人生都献给了云南。“我是21岁从上海到云南上山下乡的，之后当过中学老师，后来先后在云南的几个政府部门工作，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云南度过了36年。”
　　
　　据了解，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驻上海联络处工作期间，她和同事们为楚雄州的项目合作、扶贫支援、教学帮扶等方面寻找了400多万元的资金，推动了两地的友谊和合作。提到这些，宋肖慈动情地说：“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能为云南人民多办点实事，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也很欣慰。”
　　
　　知青经历是一笔精神财富
　　
　　“我记得非常清楚。1970年3月24日，在上海北站，我踏上去云南的火车。当时，我的三姐在站台上哭得昏了过去，我真想从窗户里跳出去啊！但是和我同车去云南的小姐姐硬是拖着我的腿，把我拉住了。”说起这些，陈建元的眼眶红了。

　　
陈建元

　　
　　因为从小练过武术，会翻筋斗，陈建元分配到西双版纳景洪农场劳动后不久，就被挑去学习跳舞，学拉手风琴，成了一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为生产队和兵团战士演出。“当年我排演过很多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现在想来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有一次到农场演出《白毛女》，我扮演杨白劳，正当戏入高潮时，农场的党委书记突然站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大喊：‘打倒地主阶级！不忘无产阶级！’当时很多观看演出的人也都激动得跟着大声呼喊起来。”一次次演出经历让陈建元至今难忘，“在当年的知青代表大会上，我在舞台上的表演赢得一片掌声，这事让我感动了好久……”
　　
　　1979年回城后，陈建元当上了政府公务员，90年代又成了一名律师。他告诉记者：“不管今后的人生如何发展，知青的这段经历总是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也是令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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