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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和中国出版史上，留有值得大书的一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这个由吴朗西、巴金等人创办的小小的同仁出版社，却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5年创办到1954年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种丛刊、专集、选集，计有226部作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书，是经总编辑巴金的手编排发印的。

　　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当年的老编辑、巴金胞弟李济生整理的图书出版目录中，我们看到了一长串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故事新编》、《骆驼祥子》、《边陲线上》、《憩园》、《第三代》、《淘金记》、《前夕》、《八骏图》、《路》、《团圆》、《南行记》、《运河》、《饭余集》、《雷雨》、《日出》……长篇、中篇、短篇、散文、诗歌、戏剧……涵盖各个文学门类。

　　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汪曾祺、李健吾、靳以、艾芜、沙汀、郑振铎、黄源、穆旦、何其芳、唐弢、萧乾、李广田、师陀、黄棠、王西彦、黎烈文、柯灵、鲁彦、方令儒、芦焚、张天翼、王统照、肖军、胡风、罗洪、吴组缃、丽尼、欧阳山、陈荒煤、刘白羽、艾青、卞之琳、臧克家、端木蕻良、陈白尘、曹葆华、冯至……86位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灿若星际。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流派纷呈，社团众多，阵营分明。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作品将南北各家、东西各方集于一堂。86位作家，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前辈大家，又有巴金、沈从文、鲁彦、张天翼等当红名家，还有艾芜、曹禺、丽尼、卞之琳等初露头角的作家，尚有刘白羽、陈荒煤等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在一个社团，但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

　　形成一支包罗各方的文艺劲军，这是鲁迅先生生前所希望的。巴金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实现了鲁迅先生的夙愿。

　　《死魂灵》、《上尉的女儿》、《猎人日记》、《贵族之家》、《凯旋门》、《劳动》、《双城记》、《柔米欧与朱丽叶》、《包法利夫人》、《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父与子》、《简爱》、《大卫·高柏菲尔》、《决斗》、《悬崖》、《杜勃洛夫斯基》……一部部世界文学名著，也正是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介绍到中国来的。

　　随着作品，果戈里、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高尔基、肖伯纳、莎士比亚、司汤达、王尔德、杰克·伦敦、赫尔岑等世界作家，走进中国读者心中。

　　东西方文化在上海汇流，后浪推前浪，汹涌澎湃。

　　巴金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正在被人们认识。陈荒煤在《冬去春来》一文中说道：“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由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团结作家的面很广，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的作品。这套丛刊实际展示三十年代开始了一个创作繁荣的新时代，这是现代文学史异常光辉的一页，是任何人也无法抹杀的。”在复旦中文系简陋的办公室，巴金评论家陈思和对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价值比他本人再写几部书更重要。”

　　巴金自己又如何看待这段时间的工作？1982年，巴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１４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所以做补书的工作我也感到乐趣，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

　　他还说道：“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读者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因此我常常开玩笑说：‘作家和读者都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口里这么说的，心里也这么想，工作的时候我一直记住这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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