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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于所有的复旦人而言，说起相辉堂，想起的绝非是一幢光秃秃的房子。
　　
　　那是一幅画。有绿草，有白墙黑瓦的老房子，有蓝天白云，有生命，有历史，却又简单干净。
　　
　　四栋二层楼高的老房子围成半圈，圈子当中是复旦最好的一块草坪。每一个大学都应该有一个用来放飞心灵的地方，相辉堂就在这里。
　　
　　喜欢相辉堂，不仅因为这里很安静，还因为有时这里可以成为最热闹的地方。
　　
　　或许是因了复旦的名气，还是因了这里的风景，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名人来作各种各样的讲座。许多年前在相辉堂占尽风光的还是那些诗人和作家。例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来露个脸的时候，我可是一早7点钟就跑去抢了位置，后来因为人太多，以至于讲座进行到一半相辉堂必须把大门关起来不再放人进来了。虽然哈贝马斯说的是大家都不怎么懂的德语，但是对世界级的大师的景仰和尊敬，还是能够作为早起“赶座”的动力的。后来法国的德里达也在哈贝马斯坐过的位置上宣读着自己的思想成就，固然没有多少人真的懂，但是学校周围的书店里也热销了一番他的书。
　　
　　于我而言，夜晚的相辉堂是不凡的夜空，真正的复旦在那里浮出，如同星空，开始璀璨耀眼。
　　
　　每个学期总是有着一部或者两部话剧在相辉堂上演。看的人会放下手头的许多急事来捧这个叫做“燕园”或者“麦田”的剧社的场。很粗糙的道具，很简单的设备，很棒的台词，很投入的演出，很敬业的演员，很深的感动。他们或者她们也是我们中的某一个同学，在那个舞台上演着另外一个人生，或者是改编来的英文版的《雷雨》，或者是自己创作的《山海经》，或者是环环推理的谋杀案《煤气灯下》。我们从来不吝啬掌声，如果那戏剧真的打动了我们，我们也不吝啬眼泪。
　　
　　相辉堂总是那样不动声色，毫不张扬，虽然每一年，各种各样的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开幕式闭幕式在这里演出。校园里的歌手开始放喉高唱，从NIRVANA到唐朝，从古筝到用树叶吹歌，从改编三国演义的小品到西班牙舞。
　　
　　宽敞的舞台，如炬的灯光，无数期盼的目光，凭着夜晚，凭着青春，就让相辉堂见证自己这一刻的美丽。烟花不会忘记自己划过的夜空，相辉堂不会忘记这里闪耀过的青春。
　　
　　然后，谢幕。
　　
　　又是早晨，安静的相辉堂在那里微笑着。只有那里的石头有着全部的记忆，一年或者一百年，对相辉堂而言，无非是一眨眼。
　　
　　“中国第一位演说家”马相伯
　　
　　“相辉堂”是为纪念复旦的创始人马相伯校长和他的继任李登辉校长而得名。今天当我们站在相辉堂前，就会想起一生为救国奔波、“毁家兴学”的马相伯老校长。
　　
　　马相伯擅长演说，在创建复旦公学时就设有演讲科，为国内首创。
　　
　　他让学生上台演说，并将演说作为文科的必修课。他曾定下规则，要求学生每星期日上午不要外出，由他拟定演说题目，同学们轮流练习演说。他还授予学生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头结尾怎样抓住听众、使人信服等，令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大概中国对于演说的注重，就始于彼时。马相伯对学生说：“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发表自己意思的一种工具。真正有非常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可以看出，他不仅注重演说形式，更注重演说的内容和演说者的德才兼备。复旦此后的毕业生，不乏政治家、演说家，这和老校长早年倡导演说之校风密切相关。
　　
　　1906年，马相伯赴日本，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此言一出，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中山先生也为之动容，大加赞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92岁的马相伯不顾年事已高，慷慨激昂发表抗日演说：“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从1932年11月起，他连续4个月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在上海土山湾的居所“绿野堂”，成为国人抵抗意志的著名象征。“七·七”事变后，他发表《钢铁政策》广播演说，呼吁国人立即行动，号召中华民族抗日自救，誓死抗击日本侵略。7月31日，在马相伯等人的努力下，救国会七君子终于被释放。“中国第一位演说家”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抗日民主爱国志士。
　　
　　1939年4月，马相伯百龄庆典时，中共中央发去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李登辉校长的女子教育观
　　
　　1927年秋，复旦大学开始正式招收女生。在中国的大学中，这是一个迟到的举措，但在私立时代的复旦大学，却是一个不小的跨越，因为李登辉校长原本不赞同男女同校。
　　
　　李登辉并不反对女子接受高等教育，之所以坚决反对男女同校，是因为他知道，美国许多大学开放女禁后，学风每况愈下。所以，陈望道等教员向他提出男女同校的建议时，李登辉斩钉截铁地回答：“复旦要想男女同校，除非等我死了以后。”后来几经周折，校务会议才通过了男女同校的决议。
　　
　　但李登辉在社会上仍竭力提倡改良女子教育，培养儿童良善之基础。目睹了四十余年中国现代教育的得失后，晚年的李登辉意味深长地指出：现代女子，与往昔不同，得享与男子同等的高等教育。人类进化，男女同负其责，但女子有兼顾家庭之必要。若专重与男子相同之普通学科，则势必家务废弛，有顾此失彼之害。关于后代青年之基本教育，有句英国谚语说得好：“摇动摇篮之手可治天下”。大凡国家所依赖之民族，其个人体育、智育、德育三大要素之养成，全赖母教。培养健全国民基本教育之职，既属于母亲，而其子女幼时所受影响，关系其一生事业甚大，则母教问题之重要，实为任何问题所不及，若以男女教育相提并论而欲获良好结果，实不可能。对于女子，如何施以适当之教育，成为贤母良妻，较之使其成为政治专家，或科学专家，重要得多。
　　
　　这些言论，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可能不合时宜，但在我看来，依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对于如何补救现代女子教育之弊，李登辉校长的观点不无借鉴意义。
　　
　　相辉堂由来
　　
　　相辉堂原名“登辉堂”，最初建立是为了纪念老校长李登辉。登辉堂的原址是第一宿舍，也是李校长1922年通过募捐所建，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寇炸毁。1947年初夏，登辉堂在废墟上展现新容。7月5日，李校长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讲演。他深情又满怀希望地对身穿学士服的复旦学子们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应当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1985年，为纪念马相伯和李登辉两位先生，登辉堂改称“相辉堂”，并请周谷城先生题字。相辉堂作为学校重要的演讲场所，接待过许多著名学者和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