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户口”在上海已成往事
农妇荡舟迎送海内外游客
探访都市村庄
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以生产粮食为职业的劳动者，是9亿多农民
。农民是中国这爿蓝色天空的擎天大柱。
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至今已经28年。针对改革不同时期面临的问题和阻力，自19
82年制定出台第一个“一号文件”，至2004年，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6个“一号文件”。2006年2月21日，中央再次出台“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
毫无疑问，“新农村”将成为2006年的中国“关键词”。从今年起中国全部免除农业税，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3397亿元，将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设施等公共事业的发展。
中国之大，各地农村的发展水平之差异不能以道里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上海”这个符号似乎与农村、农民和农业离得很远。
其实不然。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在上海郊区农村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今天，我们摘要发表他们的调查报告，随他们一同走进都市村庄。
都市农民身份谜团
在上海郊区，一些农民既是“地主”又是“雇工”，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大地实现了土地的价值，提高了经济收入，这是一种“曲线务农”。
今年春节刚过，一个早上，奉贤J村的一群当地妇女正在阳光下分拣和清洗刚刚从田里拔起的青葱。这些葱的主人是谁呢？她们说：这是一个外地人租用本地人的农田种植的，为了卖一个好价格，需要分拣，剔除黄叶腐根，并洗去根部的泥土。洗葱这样的活是一斤2毛钱，她们就是冲着报酬来干活的。这些土地的主人又是谁呢？几个妇女说，她们就是这些土地的承包者，也就是土地的主人。
她们是土地的主人，同时又是打工者。事情似乎有点糊涂了：在经济活动当中，她们究竟是什么角色？
困惑油然而生。出租土地者，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地主”，而租用土地耕种或在他人土地上临时干一些活的人被称作“佃户”或“短工”，当年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一个平时靠打短工维生的农民。阿Q这一类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往往处在最低的社会阶层。然而在今天上海近郊的农村，居然出现了集“地主”和“短工”于一身的社会角色，其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土地出租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为何“地主”还要去打工？如果土地上获得的经济收入可以付得起打工者的工资，那么为什么土地所有者自己不去耕作，从而获得比打工更多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割断了土地所有者自身与他们所有的土地之间的关系？
调查慢慢解开了谜团。刘大娘的一笔账解开了其中的奥秘。她家共承包3亩地，自留地4分。以往承包地用来种植水稻，每年收入不过700元左右，而这点钱“正好冲掉种地的肥料钱，没什么多余的”。
账是这样算的：下种前机器犁地70元／亩、机器割稻50～100元／亩、肥料150元／亩(3包)、打药水100元／亩、雇人插秧70元／亩。如果劳力全部自己投入，省去雇人插秧和机器耕种的话，一亩地最少也要250元，3亩地也要750元的成本，几乎没有什么盈利。
所以今年开始，经人介绍，刘大娘的2亩地租给别人种西瓜，有1800元的收入。地租出去以后有了空闲，刘大娘和老伴都给外地老板打工。她帮人家洗葱，每斤2毛钱，一天可以有10到15元的收入。据了解，这也是当地很多人的赚钱方式。由此可见，一些人正在同时扮演“地主”和“雇工”的角色，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所概括的“经济理性”。
那么，租地的外地人靠什么赚钱呢，他们正在干的事情，有什么是上海的农民不能干的吗？难道上海的农民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获利吗？
目前土地制度和使用方式可以解开这些问题的症结。农村土地法律上属于集体所有，使用上实行的是“30年不变”的承包制度。按农户家庭人口多少分配承包土地是目前土地获得与使用的基本方式。上海郊区人多地少，一些地方一户家庭只有几分地。在目前化肥、农药、电力等价格都逐年上涨的情况下，种田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前几年粮食价格又连续下降，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谷贱伤农。地少，在经济上没有规模效益；投入大，缺乏投资效益；谷贱，则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
调查发现，有些农民将承包的土地退还给村管理委员会，由村里出租，退还土地的农家获得每亩每年500元的收入。这样的活动是以村委会和农户之间签订合同的形式确定的，最长的合同年限也是30年。这实际上是一部分上海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放弃。
而外来人员则不同。他们使用土地不受按照家庭人口多少的限制，只要你按时交付租费即可，在土地上种什么也不受干涉，只要赚钱就行。在一个村中，一个安徽人在村中一下租用了60亩土地，规模效益由此充分体现，一年有几万元的收入，并可雇佣村里的居民工作。在上海市场，葱最贵时每斤4元，这使得外来“佃户”又变成了雇佣“地主”的“雇主”。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重视。在土地上，只要你辛勤耕耘，就一定会有收获。俗话说“土地是不会骗人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农业已经划分成两种不同的现实形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地主要是获得基本生存资料的方式，而不是一种获利的形态。在农村这样的自然聚落中，农民经过男耕女织的方式，从土地中获得衣温食饱，即便是那些出租土地的地主也基本如此。几亩地，一间房，曾经是多少中国人的梦想。
这种传统的农业形态曾经是农业经济的全部解释。但这样的解释毕竟已时过境迁。在今天的世界上，农业已经像工业一样，成为一个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领域，市场、规模、投资、技术、经营、效益同样成为衡量农业活动的标尺。维持自我基本生存的农业经济形态已经成为过去。同时，在农业经济活动之外，现代社会又提供了实现个人劳动力价值和土地价值的其他方式，不仅职业活动可以使人们摆脱土地获得生存，而且人类自身的扩张，如工业和城市等活动与形态又在不断提高土地的价值。在地球上，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世界各国都把土地储备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储备。
在上海郊区，一些农民既是“地主”又是“雇工”，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大地实现了土地的价值，提高了经济收入，这不能不看作是他们对当前农业土地制度的一种突破，突破了种地仅为吃饭的单一经济意义。这种突破是以放弃直接从事农业和土地开始的，是一种“曲线务农”。
既然小规模的土地耕种和运作已经不能负荷农民的经济希望，既然土地实际上还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既然农民可以以一种职业雇工的形态参加市场化的农业经济活动，那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是，目前的农业经济方式和土地使用制度是否符合现实的经济生活，这种形态与现代农业经济有何不同。反思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这是一种经济形态的全面改变，同时也呼唤着农业经济地位的重新确定和新的土地使用方式的出现。
招商喜忧：袋里有了钱，河里没了螺蛳
如果完全让农民自己构成的村级集体形式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条件，这是否公平呢？
近十几年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农业集体经济似乎已经名存实亡，好像土地承包制度开始后，人民公社变成了镇政府、生产大队变成了乡政府、生产队变成了类似城市居民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那些“队为基础，独立核算”的集体经济实体好象不复存在。但实际上，在上海，农村集体经济依然存在，而且已经成为实现目前农村发展和农民保障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组织。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嘉定与奉贤几个农村集体经济的现状：嘉定T村，村中共有500多户居民，土地大多已成为开发区，村集体有33个村办企业，年工业产值在2亿元左右，村委的年收入在200万元左右；M村，全村不到700人，年工业产值有5亿多元；S村，约2270人，土地大多被征用，仅剩200亩用于农业耕作；奉贤J村，集体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厂房租赁，平均每年的固定租赁费能收到160多万，本村还有其他500多万元收入。
村级经济承担众多的社会事务，用村干部的话说：“村干部工作有‘八条线’：行政、民政、司法、卫生、治安、工会、民兵、调解，基本上涉及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任务。本来村委会像居委会一样，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实际运作上往往与政府部门各个条线相对应。”
以某村为例：集体经济虽然一年有200万元收入，但老年人的养老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很大(有的村每月支付每一位老年人养老费用180元，有的村标准为250元)。过年过节往往是村级经济大支出的时候：每年重阳节一下子就要花掉4万到5万元，春节送温暖也需要大笔花费。实际上村级福利基本全靠村委提供。
发展集体经济是村干部的头等工作，而且村级社会福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村干部的选任，在上海郊区农村，村干部已基本上由当地居民提名和投票。村委会的首要工作是发展村级经济，包括招商引资、出租厂房、出租农田等，因为“没有钱什么事都做不成”。
今天，农业经济在村级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不复当年。在一家村委会的会议室中，有一张经济现状和规划表，其中2005年的工业总产值为1.8亿，利润300万，农业总产值仅为260万，利润只有80万。今年的工业利润计划比去年增长60%，而农业利润计划只增长10%。这种发展数字的差异揭示了一个现象：农业生产增长不像工业经济一样，每年都能上新台阶。试图通过农业实现目前村级经济所承担的各种社会福利事务是不可能的。在与村干部座谈时，谈到发展经济，村干部们说的都是“招商引资”、“招商引税”、土地开发、厂房出租、乡镇企业改制租赁，几乎没有一个人谈到农业发展和土地的基本建设。
现存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能够保证每年利润或收入的增长，但它的不利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农业土地的减少，造成短缺性资源的永久损失；二是环境的破坏和失衡，工业集中的一些村子里，由于缺乏环保设施与管理，河道水质往往污染严重。一户农家主人津津乐道地谈起二三十年前在大田和河中抓螃蟹的事，如今只有一些小龙虾了。一户农舍边的小河发出难闻气味，而在20年前，这里还可以下河“拷鱼”，摸到下酒的螺蛳。三是人们的心思都转移到“打工”这样的职业活动上去，农业耕种成为一种“业余活动”，农田基本建设多年来很少有人关注，灌溉设施陈旧不堪，土壤质量连年下降。四是一些村干部在这些经济活动中权力过大，以致个别地区干群关系恶化。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农业、农村、农民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物质和人力等几乎一切必要资源，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但自身获得却甚少。在强势的工商业经济面前，如果完全让农民自己构成的村级集体形式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一切条件，这是否公平呢？-
“农村户口”在新浪潮中消失
不管城乡户籍是否存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浪潮将把这两种身份的人融合在一起。
在中国农村，造房子是一件大事，人们往往为此花费毕生劳作的积蓄，奠基、上梁时还会有一系列隆重的祈求吉祥的仪式。在农民心里，房子意味着财富、脸面、地位和子孙绵延。为儿子盖一套房，是媳妇进门的基本条件，也是父母的基本职责。村落随着建房而不断延续和扩张，农民的身份也随着房子的继承而代代相传。
所以，房子可以看作农民的根基，是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血脉联系的中介。
2004年的农村问卷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上海郊区农民建房的高峰期，此后却少有农民自主建房。当然，当时建房的费用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年一栋两层约200平方米的房子大约只要几万元钱，调查显示当时房屋的平均造价为28553.76元，每平方米的平均造价为135.7元。
今天农民不再建造房屋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造价高了吗？
访问一户户农家时，在显得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居住的往往是年龄50岁以上的中老年夫妇，很少有年轻夫妇与父母住在一起。在一些工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一排排房子中居住的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外来居民，管理这些房客的也往往是一些老人。中青年人到哪里去了？
在上海的一户农家，主人家庭的状况是这样的：男主人及其配偶现年均为50多岁，身体都算健朗。生有一女一男，均为初中学历。女儿在镇上的工厂里上班，女婿是出租车司机，外孙女已上小学。儿子与儿媳同在镇上的一个服装厂里上班，孙子上幼儿园大班。男主人18岁时就进了乡种子厂，一做就是23年，26岁那年在厂里入党，后来成为厂长。此后他又在乡电镀厂干了10年。1990年代初期电镀厂倒闭，1200元买断工龄后，他辗转进了小舅子开的一家针织制衣厂，至今已有6年。男主人最得意的事就是在1994年时花了11万(积蓄加上借款)买了一间商品房，现在儿子正享受着他置下的这份财产。他表示村里的农户八成以上也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多少都有亲友借款)，而且都是在1990年代初期房价较低时买的。现在有的家庭为房子发愁，因为子女结婚不愿意住在自己造的房子里，有的儿子要求父母在镇上购买房屋，否则就不结婚，要挟老子“以房子换孙子”。
在村干部座谈会上，当问及家庭居住状况时，不少村干部表示居住在镇上的商品房里。一位村干部原有的80年代建造的房屋，现在大部分已出租给外地人，300平方米每月租金1800元左右，他和他的子女也全部迁入镇里居住了。
2004年的调查发现，在农村居住的人中，22%的人口超过60岁，50岁上下的人口接近50%，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员占当时调查全部家庭人口的16.55%。这样的一种人口结构表明大量青壮年已离开了家庭。
即使居住在当地的人，大多数从事的也是职业活动。在本次访问的大多数家庭中，绝大部分人员并不从事农田耕作，而是有固定收入的职业活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几乎没有从事农业活动的。由于过去几年从事农业活动几乎没有利益可言，人们已经把土地托付村管理机构转包给他人，并从这种转包中获得仅能抵消家庭粮食消费的收入。实际上土地又出现了一种集中，这种集中意味土地出现了名义使用权和和实际使用权的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已经不是农业活动，而是某种职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已经远远不如过去亲密，不少农民的后代甚至已经远离土地。
农民与土地之间隔膜的出现，早在80年代就开始了。80年代是农村大办集体企业的年代，是乡镇企业崛起的年代，许多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榔头。但当时大多数农村家庭还是兼工兼农，而且当时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也使得当时的农民依然依恋本土本乡，根在土地，房在农村。
90年代后上海的城市和工业扩张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农村，不仅大量的土地征用把众多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而且更多的人在多元化的经济活动中自觉地改变了农民身份。他们一旦从事职业性的经济活动，就可以自由寻找自己的居住空间，从而变为一个漂浮的个体经济动物。农民与居民、建房和买房，实际上是从事两种不同经济活动的人的两种不同的居住形态和生活形态。
从21世纪开始，上海市政府规定，在上海郊区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任何21世纪后在上海郊区出生的孩子，将只有一种身份标志，就是上海户籍人口。这实际上是对20多年来农民身份逐渐变更的承认和肯定。不管城乡户籍是否存在，在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中，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的浪潮将把这两种身份的人融合在一起，这种身份的融合和更改，是人们在生活中自觉实现的，而政策往往是滞后和被动的。
嘉定乡镇农民春节时领取镇保养老金和医疗金
农闲的时候，做点小买卖
镇保农保：一样天空两种风景
今天是到了城市和工业回报的时候了，这种回报不仅仅要把“一村两制”之间的沟壑填平，而且要把农业和土地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
从上海市区到奉贤和金山的高速公路，把J村一分为二。一边是“农保”，一边是“镇保”，一条公路成了区别“楚汉”的“界河”。
治安图上看得很明显：公路左边的村子里，不同的企业和村民居所犬牙交错，而在右边的图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老学校”，其余就是各村民小组的编号。这意味着，在左边，村子的土地已经被基本征用完毕，而右边村子的土地还保持着农耕的基本状态。
在土地被征用的一边，社会保障上实行最近几年中政府为失地农民所设立的“镇保”，镇保的经济来源由镇政府筹集；而在另一边，实行的是由村管理委员会执行的“村保”，村保的经济来源主要由村集体经济收入承担。
实行镇保的一半，符合退休年龄的男女老人可以获得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16岁以上但不到退休年龄的人可以两年内获得每月200多元的补助金，他们同时都可以享受比村保水平较高的基本医疗保障。当然，这些保障不包括因为征地而获得的其他各种补偿。镇保对于年迈的老人是一个很大安慰，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和基本的医疗保障。而镇保对于不到退休年龄，只能拿两年补助的人而言，还略显不足，因为两年后他们将失去补助，而他们一般都是年龄在40岁以上、文化技能偏低、就业能力缺乏的人员。
高速路左边获得镇保的农户都大声欢迎镇保政策，有些老人更是喜形于色，“想想现在的日子真是好过啊！″一位参加座谈的老年村干部如是说，原因有三：一是土地征用后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二是老人获得了比村保更加优惠的镇保，绝大部分已经有了职业的中青年人又获得了补贴，三是由于土地征用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员，原来自己造的房子可以出租盈利。只有一些身体不好、又无技能的中年人在为两年后补贴中止而发愁。据调查，这个村子几乎没有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是仅仅依赖镇保的。
高速公路右边的村子里，村保规定只有年满60岁以上的人每月可以获得100元的养老金，村中的人同时可以获得由村提供合作医疗，每年每人交100元，如果在村里的卫生院看病，可以报销70%，60岁以上的人在村卫生院看病不要挂号费，不到60岁的人就要交2元钱；如果在镇上看病可以报销40%，如果到外区看病就一分钱都不能报了。许多老人对公路另一边的同龄人每月能拿到400多元养老金表示羡慕和盼望，他们希望土地征用能够早点实现。
对面的人在镇里买房子，过的是“城里人”的日子，而享受农保的农民只能呆在80年代建造的房屋中，有的家庭甚至在子女每周回家聚会时才有一点荤腥，这种状况在一条道路的两边显示出来，显得有些巧合，但这种“一村两制”的状况确实是上海郊区社会保障的一种现状，是上海郊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与工商业为主的地区，社会公共产品提供渠道、形式、水平和内容的区别，也是在上海农村经济社会变化中新出现的“工农差别”。
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国家政策保护的重点，不仅因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而且农业还是许多工业原料的来源地，是保持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主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就业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形态的保护地。由此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尽管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或者到了在数字上简直可以忽略的地步，尽管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整个人口中只占几个百分点，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国家都对农业、土地采取各种保护性的措施与政策。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地区，不少农民争先放弃土地，从而获得一些基本、相对上海市区居民而言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这是因为现有的土地承载不起农民对财富的渴望、承载不起农民对发展的渴望、承载不起农民对养老的渴望、承载不起对农民对获得基本医疗的渴望。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是不是农村土地一定要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这样的方式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是不是只有农民放弃土地，才能获得比拥有土地时多一些的财富和保障？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与工业占用和转移农业、土地和农民劳动力的价值实现的。今天是到了城市和工业回报的时候了，这种回报不仅仅要把“一村两制”之间的沟壑填平，而且要把农业和土地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
新住民：集体经济源头活水
用上海郊区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种田都是‘业余’的，家庭的主要收入靠‘打工’。”.
奉贤和嘉定两地的农村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如同上海市区一样，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的村庄，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
这些外地人大多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有的为那些租用大片土地的外地人打工，有的自己租地耕种，有的在当地一些工厂和饭店中做工，也有的开一些小杂货店，或者靠在村里打扫卫生和收集废品生活。
就收入而言，有些在土地上打工的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一些外来者家庭，夫妇辛苦一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在工厂打工的收入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这些外地人一般租用当地百姓的房屋，租金几百元。一张床、一张桌，几把椅子就成为这些外来人员的全部家当。在一些没有供水设施的简易房屋中，几户外来人家共同使用一个由东家为他们安装的水龙头。
外来人员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劳动力构成，在嘉定T村的5000多外来人口，大多数在当地的工厂打工，工厂中最辛苦的劳作基本由他们完成；嘉定B村，全村共4000亩土地，承包给外地人的土地就有600多亩；奉贤P村，村中有留转地1500多亩，外来人口种地租用500多亩。外来人员的从业成为当地集体经济来源的源头活水，也成为当地百姓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如出租房屋获得的房租、为外来租用土地者打临时工等。嘉定一户居民把一座原来养猪的猪舍简单翻修后分割成4个单元，每个单元的月租费400元。在某些村中，利用屋前房后边缘空地建造的简易房屋处处可见，而这些房屋就是为外来人员所盖的。
当然，外来人口也为当地带来一些问题，如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等。在几年前，外地人员进住需要办理暂住证，办一张暂住居住证当初需要20元。而现在取消了暂住证，外来人员的管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外来人员的情况很难掌握。当地的村干部说：外来人员中99%是好的，但是一旦1%出了问题也很可怕，现在农村中大多数的抢劫、偷窃和打架也往往发生在外来人员中间，对当地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保证一方平安，有些村建立了专门的治安联防队，晚上整夜巡逻；外来人员众多，又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再加上他们的房屋比较简陋，一些80年代建造的房屋本来就没有污水粪便的排放和收集系统，所以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地卫生状况往往较差。
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但在90年代以前，这主要是指市中心区域的人口构成，从有关统计上看，80年代以前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人口中有85%均来自江浙一带，而在上海的郊区，绝大部分的人口是“我伲本地人”构成。是上海经济的扩张和城市发展使移民的浪潮冲击到上海的郊区农村。这样的浪潮导致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个是大量的“我伲本地人”融入了上海市民的队伍，脱离了土地，变成了以职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居民；一方面又将大量的外来人口吸引到上海，以补充三大产业劳动力的需要，尤其是弥补大量本地农民脱离土地后农业劳动力的需要。
在2004年的调查中，当时上海郊区本地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全部具有农村户籍的人中只有一户在2003年中用全部时间用于田间耕种，只有7户人家还自己耕种土地，其余的家庭中都用一些从事职业活动以外的时间从事农业活动，耕地、打药、收割等都雇佣专业人员，这实际上是用购买劳动的方式弥补本身劳动力的短缺。有些家庭由于没有劳力只能将土地出租或撂荒。用上海郊区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种田都是‘业余’的，家庭的主要收入靠‘打工’。”
实际上，要利用上海郊区原有的人口对拥有的土地进行现代化的耕作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已不现实。不仅是因为目前从事农业耕种的人员已经老化，而且这些人的文化素质也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在2004年的调查中，农户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高达42.32%，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以上的比例只有5.44%，其余的均是中等文化程度。而那些上海农民的后代，即使他们获得了较好的教育，但他们从心理和技能上已经远离农业和农民。
上海已经开始把那些参加上海经济和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外来人员称为“新上海人”，并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今天，上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那么，谁是这个新农村的构成主体呢？除了上海郊区原住农民及其后代，包括上海市区有志于加入这个行列的市民；实际上，那些外来“新住民”在今天上海郊区的土地上，已经在施展作为一个农民的角色。他们是不是未来上海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民的一员呢？-
上海农民：你认同吗？
如果有人问起上海郊区农村现在的状况，你该如何应答？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
如果有人问起上海郊区农村现在的状况，你该如何应答？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原有的郊县，除去长江那边的崇明岛，依旧保留着县政府的行政建制，其他所有的都早已从县改成了区。一字之改，标志着上海农村正大步行进在“城市化”，或是城镇化的道路上；还有一点也就此经常挂在人们的嘴上，即上海郊县农民的生活水准，在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中，应该算是高的，好的。
如果再请你说说上海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详细情景呢？
在诸多媒体和其他文字的解说中，为形容上海的“味道”，这座城市上空飘扬着怀旧和时尚的旗帜。曾有如是的表达：人们在紧随潮流的同时，眷恋游走于现代和古典之间，总舍不去那份怀旧情结，这却又是追求前卫人士的最爱。其实，这些并非新版的丰富词语，从来内涵多元而且模糊。而对于上海农村，除却青浦茭白、南汇蜜桃、松江方塔、三林舞龙队等等特产和文化标志之外，人们还会最经常地“回忆”农村和农民的什么呢？沪上的县治行政区域改制成了“区”，农民“摇身一变”，是否真的就此“等于”了市民？
改革“制造”了“三农”课题
奔着“社会科学”这四个字，我迈进了位于上海淮海中路最繁华地段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社会学研究所，我看到了两本2004年的资料汇编，一本是《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问卷汇编》，里面是“浩瀚”的图表和数字；另一本是《上海市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访谈录》，在其中的“郊区访谈篇”里，有着这样的文章标题：一个历届村干部对社会变迁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被动适应，牌桌上的效应——农村社会资本的马太效应，×××的住房曾是供外国朋友参观的样板房，一家多人下岗、日子难过，我还种田，刚就业十天的一个农村退休女工，办修车摊也挺好，医保是心病，失地老年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妻子的治病费用都靠丈夫在外地打工来维持，农村主干家庭的代际状况，大家庭各忙各、各有各的爱好，王老汉的烦心事。等等。
2005年的“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问卷文本是在2005年9月印制的，上面印着的调查有效期限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问卷分两种，一为城区市民，二为“农村卷”；问卷左上方印着《统计法》第三章十五条的内容：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
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大渭解说了“问卷”的由来：首先是进行问卷调查的实践可能与社会各方的支撑需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移，时代在变迁，社会飞跃发展，人们的生存形态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20多年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此众多、广泛、真实、生动的生活范例，使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了进行实证调查的坚实基础。这个20多年来，在中国，在上海，经济生活、社会形态、人员结构，等等，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发生”，而不是那样的“发生”，为什么结果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制造”和提出了这样的研究任务。
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份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的对象，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如何避免“内定倾向性”的作秀成分。潘大渭回答，我们与上海市民政局相关部门联系，提出一个“年龄段”，由这个规定得最确凿同时又最没有其他“色彩”的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随后由民政部门提供名册，我们从中完全随机地予以确定正式的被调查人选。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调查的最大客观性质。对于上海城区居民，我们挑选了2000名问卷调查对象；对于上海郊区的农村调查，我们选了两个点，一个是嘉定，它的城市化进程从历史到今天都比较高。另外一个是奉贤，它的城市化就呈现出梯度结构，梯度结构也就是有先有后、有高有低。“每个区选了100个问卷对象，挑选了5个面对面进行访谈的家庭”。
“认同”是对改革实践的检验
潘大渭说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要是将这个变迁的内容详尽地进行分类和解析，那几乎是个可以无穷分割下去的“函数”。
16开大小的“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计有16页，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请问您有上海户口吗？如果没有，那么请问您来上海多久了？如果您是外省市户口，您在上海连续居住多少年多少月？您的政治面貌，您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您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您目前从事生产、工作或经营的活动情况。还有您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下面列着9种类型：党政机关、国有事业、集体事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个人合伙、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他；在“如果目前不在业，请问您目前状况是”一栏里，也是9种状态：在校学习、毕业后待业、下岗／失业、协保、离休、退休、提前退休、家务、其他。说到收入，调查表上注明：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经营农林牧副渔的收入、红利、利息、营业性收入、退休金、协保金、最低生活补助等。
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大”和“最小”的“三个群体”，调查表内提供了20种“人员”作选择：党政干部、一般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三资企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城乡个体户、文艺体育工作者、传媒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务农农民、进城民工、村镇干部。
“根据您的看法，目前影响上海社会稳定最严重的问题是哪些？按严重程度一次选三项”，调查表提供了22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就业、环境、干群关系、房屋动迁、性别歧视、城乡差距扩大、教育、社会治安、政府机构依法行政、房价、老龄化、社会保障、外来人口、腐败、诚信、信仰、医疗、职业、社会公德、其他。
从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的人群经济得失分布、社会地位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这样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一直问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的国家体制。对于如此众多、繁复的问卷，潘大渭的解说是：我们的调查团队设置了这么多的问题，收集、汇总这些问卷，我们希望得到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弄明白，上海居民在经历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变迁”的时候，上海居民这个“主体”，对改革中的哪些变化是认同的，对哪些是不予认同的，为什么认同，又为什么不认同；各类认同和不认同的问题各自的比例情况又是如何。诸如此类的一切答案，将以最真实的面目告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哪些是正确的，受到人民群众支持、欢迎和接受的；哪些是需要时间和实践逐步适应的，哪些是需要改进、改善以至改正的。哪些遭到质疑、哪些受到反对。我们所做的实证调查，搞清楚这些变化，对继续改革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潘大渭说道：对社会认同进行调查，即对人群进行社会职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地位变化、居住条件、社区管理、党群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查，这涉及到政府决策，涉及到未来走向，必然涉及的最终核心，是中国社会将如何继续前行的改革方向性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否认同、如何认同则是经历了实践后的一次回答。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
改革以人为本。潘大渭谈到了他和整个调查团队在上海农村调查过程中的体会。比如，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挣工资去了，剩下的老年人体力不够，种地的多为外乡人，对于这样的生产力现状，我们的农业生产政策是否要做出若干调整，如何调整？对于大量外来人口的管理、培训将如何进行，是将他们长期或定期地稳定在这里，还是让他们继续保持流动、每年来回奔波？土地使用价值也呈现出新的情况，以往的土地都是生产粮食，或者是经济作物，总之是卖粮卖菜，现在不是了，不少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办企业了，土地置换产生的效益是直接的经济补贴，“生产过程消失了”，如是情景在今天上海农村是大量的，相对应的土地管理政策要做出如何的变更？一次性置换土地获得经济补偿后的农民，以后的谋生方式是什么？还有，我们现在的农村规划，是否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潘大渭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对如此丰富和复杂的课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回答。上海社会科学院“十一五”发展规划里就提出：巩固和发展现有的标志性、系列性科研成果，根据需要和可能形成若干新的系列成果，推出一批以广泛的年度调查、统计调查为基础的新的标志性、系列性科研成果。获取研究成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集中科研力量和资源，对关系国家全局发展和上海全局发展的综合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努力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为中国的社会学提出了迫切的方向性研究要求和具体课题，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这个课题，是一个工作量大、非常耗时的一项科学研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一次实践调查，也是一次获取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机遇。这个课题组团队由中青年研究人员组成，大家发扬团队精神，协同工作，认真细致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是其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曹锦清：新农村是让农民有安全后方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这样的情景已不多见，土地已承载不起农民对财富的渴望
运上海智慧 破农村之题
上海完全可以、也更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发展融入到新农村新郊区建设中，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探索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广泛的意义。
自古“民以食为天”，而在中国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哪个时期帝王对农业和民生重视了，轻徭薄赋了，也就往往伴生着国泰民安，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莫不如是。“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胡锦涛总书记是这样阐释建设新农村的核心和关键的。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今年年初，我国又一举超过法国而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远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发达国家，2005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600多美元，在全世界排名还在100位之后。尽管我国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没有9亿农民生活品质的大幅度提高，就很难说中国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因此，在现在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趋缓、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亟待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显得更为及时和重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总量还不大，无法支撑全国各地区的同步发展和全面提升，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只能是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综合优势明显的地区率先发展，先把蛋糕做大，再考虑怎么个更合适的切法。不可否认，由于改革经验的缺乏，此前我国的改革过分倾向于城市，而对于农村的建设则不仅投入不足，关心不够，而且，与城市里的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相比，农村的巨大市场还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为此，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中国最应启动內需的地方就是农村，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最具有意义的也在农村，而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方针就是我们创造需求、扩大内需、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需要指出的是，从上海在2002年确定的5年发展目标看，200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500美元，而实际上，这个目标基本上在2006年即将成为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均衡度也掌握得比其他地区要合理，生态环境得到优化，城乡一体化稳步推进，城市化水平达到80%。这意味着上海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不仅较早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可以在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全面进步上，更好地服务全国。不仅如此，上海完全可以、也更有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发展融入到新农村新郊区建设中，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探索更深刻的内涵和更广泛的意义。
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的必然启动，2005年，上海市委、市府对所辖各区县过去5年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基本总结，同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陆续指导了各区县的功能定位工作。在我们看来，功能定位不仅对各区县今后5年和更长时间段的发展，有着独特的指导意义外，而且，对于推进上海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更具有积极的结构性价值。关于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全国各地进行了多项探索，其中很多措施都值得上海加以学习。不过，就上海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完全把节约的注意力放在电力、汽油、新能源以及水资源消费的终端上，并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如果过分强调在消费终端领域进行约束自我的行动，倒有可能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提升。这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也会产生明显的偏差，并且，是否能够持续地坚持下去还将进一步接受考验。所以，从谋求更理性、更有效和更能持久的节约策略角度出发，上海必须在节约的源头上进行更积极的探索，而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1966”城镇体系规划目标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1966”的规划目标要求分步实施，整体推进，建设一批与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水平相适应的9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和600个左右中心村，促进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吸引农民进入城镇，逐步归并自然村，提高郊区的城镇化和集约化水平，构建和谐村镇。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1966”目标是从国际大都市大的体系着眼，从人口、产业、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诸多要素出发，对市域范围进行的一次更全面更综合的重新整合布局。尤其是新市镇、中心村规划的推进，将从人口产业集聚发展、土地集约利用和基础设施合理配置角度，实现有限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而“1966”规划目标与功能定位的匹配将进一步明确郊区各区县在产业导向，对于上海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差别、实现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对于目前的上海，行政区划是固定的。在上海现有的6400平方公里的面积上，要打造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四个中心，对土地资源需求的规划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商务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逐步上扬，国际投资界也已经把上海列为世界级的商务成本高地。又由于上海已经是全国公认的人才高地，上海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幅度也不可避免地在全国范围内处在较高的水准。此外，上海经济和社会要进一步快速发展，还必须倚重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而有限土地资源的开发、人才的集聚和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无一不需要城市产业政策的导向和产业项目落地区县的配合。因此，区县功能定位的过程，就是根据发展的客观条件和主观需求，将产业政策和相关主体项目、配套工程建设明朗化的过程。它对于今后上海发展目标不同的各区县的功能区别标志和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体系，有着指南作用。可以说，明确功能定位及其经济分工角色，是从源头上防止资源浪费的战略性构想。与此同时，区县功能区别标志的强化，对于避免以往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为争夺某一项目而盲目进行政策优惠、实则浪费后续发展资源的情况，会产生积极的导向意义。
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村建设”，上海的新农村新郊区建设也必须扎扎实实地从解决农民最直接最切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以提高生产力和居民收入为中心，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海市市长韩正指出，上海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新的城镇体系规划，上海也将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和“多予少取放活”政策，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事业的发展方面要向农村郊区倾斜，让政府投入体现公益性、均衡性。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上海郊区农民每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长8%—10%，如果农民的收入增幅能够长期稳定在一定范围，就真正体现了农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经济集聚、能级提升的过程中积极推进郊区的“三个集中”，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化水平，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在新农村新郊区建设的重要时期，加快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能级的提升，在新一轮发展中，上海完全有理由、有条件建成与国际大都市发展相协调、功能相配套的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的先进制造业和新型特色化现代服务业结合的绿色郊区，这也是上海为长三角、乃至中国农村发展的破题之笔。
曹锦清：让农民有个安全后方
过去是向农民要得太多，现在是不但不要，还给他一点。要得多会出问题，给得不好也要出问题。
“三农”问题专家曹锦清，曾与同事花4年时间在浙北乡村进行实地调查，曾用4个多月行走在黄河岸边，冷静思考中国农村变迁之路。
3月3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曹锦清就新农村建设问题，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农民应该分享GDP增长的好处
记者：在您看来，与以往相比，中央此次提出建设“新农村”有什么新意？
曹锦清：这次提得比较全面，城乡关系得以进一步明朗，明确了我国总体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条件。
记者：在您看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大环境在中国是否具备？为什么中央政策要做这个调整？
曹锦清：一方面，大农业即农林牧副渔占整个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去年已下降到接近13%，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另一方面，从劳动就业结构来看，农村劳动力的比例还相当大，纯农户在整个劳动就业结构中超过40%，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尤其是汪洋大海般的承包制小农经济的国家。
目前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根据去年政府有关部门统计，中国贫困线标准定在668元，贫困人口有2600多万，如果标准提高到800多元，估计农村贫困人口会上升到5000万到6000万。在这样的现实下，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很不现实，通过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来提高农民收入的空间非常有限。
记者：有人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是以农业和农村的重大付出来作为代价，发展工业和城市，对这个观点您有何看法？
曹锦清：首先，中央财政向三农倾斜具有道义方面的原因。所有的后发国家在完成民族独立建国后，都有一个加快发展工业、追赶发达国家的任务。建国后我们也有加快工业化的紧迫任务，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基本来源于农村。1950年前后，我国农业人口占88%。当时国家积累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农业税，一是“统购统销”。整个计划经济的工业积累基本来源于农村，50年代的农业税占整个土地产出的15%到16%左右；从50年代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前，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将高价的工业品卖给农村，农副产品都是国家定价，低价取之于农民，比如稻谷的国家定价是每斤8分到1毛2左右，稻米的国家定价是每斤1毛2到1毛6左右，同时维持城市职工的低工资，国有企业得以维持积累。按照当时的货币价格，30年来通过这两个渠道取之于农的有6000多个亿，这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土地依然承担着对国家繁重的责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责任”包括：农业税是农民对国家承担的责任，“三提”是农民对村集体承担的责任，“五统”是农民对乡镇承担的责任。
90年代以后，种种原因使得“费”越来越重，国务院规定费率不超过上年全乡人均产出的5%，农业税率为4%左右，加起来相当于古代的“什一税”。事实上，由于乡镇机构膨胀、各种罚款出台，再加上10年前开始的整个农副产品尤其是谷物价格的下滑，农民收入减少，负担增加，“三农问题”在上世纪末凸显。
其次，1992年以后，为了低成本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有些地方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有些地方干脆就是“圈地运动”把农民撵走，不少农民得不到必要的补偿或得到极少的补偿。我们十几年大概用掉了1亿亩耕地，农民起码少得到2万亿元到3万亿元的经济补偿。这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低成本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战略，农民为此付出了代价。
还有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十几年来，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提高。农民这个最庞大的阶层仍然为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付出重大代价，他们从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他们有打工的自由，即他们在土地之外有获得货币收入的较大空间。
既然农民已经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付出了这些沉重代价，使得二三产业的比重占到了GDP的87%，那么在农业产值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十几时，以工补农的时代理应到来。
出于道义，农民应该分享GDP增长的好处。另外还有经济上的理由，提出新农村建设有扩大内需的战略考虑：如果农村庞大人群的收入不提高，制造业的产出只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新农村是让农民有安全后方
记者：您曾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新农村是让农民有安全后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就难以实现中国社会的稳定？
曹锦清：的确如此。中国的1.2亿农民工是非常特殊的、将长久存在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通常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相提并论，但对农民而言，工业化并不等同于城市化。农民工参与工业化、获得一定的劳务报酬，但不足以支撑他本人和家庭的城市化，城市的房价是一道门槛，社会保障也是一道门槛。所以，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到一定年龄后只能返回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让他们有个安全退回的余地。我们也要看到，万一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某种问题，比如说经济紧缩，引起农民工失业，就会加剧社会矛盾。为了缓和矛盾、保证稳定，也必须进行新农村建设。
保证农村的稳定，让这批人安全返回农村、安心于农村，是城市社会稳定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
记者：2006年起中国政府全面免除了农业税，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民和国家的关系有无改变？
曹锦清：农民交了几千年“皇粮国税”，现在终于不交了，国家和农户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历史上官民矛盾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农业的过度征索，所谓“官逼民反”几乎都是由此引起的。这50年中的不少矛盾同样是由地方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过度征索引起的。
记者：废除农业税后，一些县乡镇也出现经费不足的情况，无力开展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曹锦清：国家废除了农业税，也要相应承担责任，中央财政转移正是为了缓解县乡镇财政在公共事业方面的经费不足。今明两年中央财政对教育投入400个亿，另外中央财政每年主要向中西部地方政府转移支付1000亿元用于补偿农业税费取消后的地方财政缺额。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记者：我们注意到，现在已经有些地方在建设新农村时直接修新城镇，实行“摊大饼”策略。
曹锦清：这些做法简直是“祸国殃民”。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长远目标，不是当下就能解决的，要把轻重缓急分开。某些地方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可参观的政绩建设，这样新农村建设就走上了邪路，道路、水利建设好了，没有组织管理，很快就会损坏，农村向来是这样。
记者：最新的数据是，2006年的中央预算用于“三农”支出达3397亿元人民币，我们想了解，如果中央财政增加数千亿资金到农村，这些资金是否能真正补贴到农民头上？有什么具体措施监督和保障这些资金会合理应用？
曹锦清：过去是向农民要得太多，现在是不但不要，还给他一点。要得多会出问题，给得不好也要出问题。
怎么给、给谁、为什么给，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出的问题和向农民要得多性质几乎一样严重。
假定中央财政分别通过各个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转移支付，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每一条管子都会漏水，洒到农民身上可能没有几滴水，或者说只有几个和新农村建设没有什么关联的象征性政绩工程供参观之用，这是最值得忧虑的事情！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谁？组织形式是什么？这是两大问题。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分散的农民无法成为主体，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记者：在您看来，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农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曹锦清：第一是分散无组织，第二是不能通过乡村组织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所以农民大量依赖于非组织的亲友关系网络。
我们需要在农村建立超血缘的正式的社会组织，通过这种组织让农民学会参与管理、决策、监督，学习自律、服从和敬业精神。
农村组织化过程就是农村的一场新文化运动，这要花许多年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不只是钱的问题、不只是财政投入的问题，而是一场组织化和伴随组织化而来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项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记者：农民身上的自私狭隘会被一些人夸大，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有这些缺点的农民如何能组织起来？
曹锦清：正因为农民有这些缺点，所以要通过组织来加以克服。正因为有这些缺点，所以组织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组织化的过程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要相信农民是有学习能力的，如果有农民通过组织改善了自己的生存处境，其他邻里就会学会。
民主就是通过组织来自我做主，通过自己的组织来服务于自己，这就是乡村社会民主。中国千百万农民在这种组织里学习直接的民主、养成民主的习惯，才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也是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分散的农民、只有人情交往经验的村民将这种交往关系渗入到我们的法制和政治领域，这恰恰是腐败的一个文化层面的原因。
分散的八九亿农民、2亿多农户，单靠行政力量帮助他们致富是做不到的，必须通过农村的各种社会组织，让农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农村建设是农民的事，至少主要是农民的事，其他的政治力量、行政力量和各种组织力量都是起促进和辅导的作用，不能反客为主。
考虑在乡镇和县两级建立“农协”组织
记者：“三农学者”温铁军在河北翟城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校”，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要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成为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您认为农村民间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曹锦清：除了村民自治以外，我一直倡议，要在乡镇和县这两级组织建立类似于农民协会的组织，简称“农协”或“农会”，和“工会”相对应。这种农协组织在日本、在台湾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参照。
政府的各项扶农政策及其款项只能通过这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结合起来，比如说一个乡村盖个卫生所、修条道路，这些基础设施要长久地运作，如果没有组织的保证，这个设施很快会损坏，我碰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
这个农协组织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可以先进行若干年的试点，再逐步推广。新农村建设是长久、艰巨的任务，不是光靠中央财政注入就能解决，如果通过大规模的财政转移、通过现有的行政架构就能解决新农村建设，那只是一种幻觉。政府官员和学者只能从外部去帮助、推动新农村建设，但不能主导新农村建设。
道理很简单，分散的农民你怎么帮助？分散的农民的要求你怎么知道？中国农村的差异性太大，每个乡村的情况各不相同，每个具体乡村的农民要求各不相同。
到底是哪一些问题要优先解决？各个地方千差万别。必须让农民自己的组织决定最先要解决什么，不能完全依赖财政转移机制和现有各个行政条块。农村组织是为了培养农民的组织意愿、组织能力，以及通过组织达到自我服务。
记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农民不也是有组织的吗？
曹锦清：1953年以后，我们逐步建立生产、信用、供销三大合作社，这三大合作社的建立是为了快速增加农业生产总量，国家建设要求快速拿取，结果合作社基本变成农村利益输出机制，成为被组织的行政化组织，农民在其中没有多少发言权。
我们讲的农协组织不是从农民那里输出利益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国家通过这个组织给予农民财政倾斜，它还肩负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记者：在您看来，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承担什么职责？
曹锦清：第一，承担购销功能，销售小农户生产的东西，将农用物资保质保量供应给农民；第二，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将它变成农协内的一个金融机构，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信用合作社，这样，农民的小额贷款问题也可以解决；第三，通过农协进行农业培训和技术推广；最后，在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些具体要求也可以放在农协里，国家出资金或实物，比如说乡村卫生、乡村水利、乡村道路、农村合作性医疗等资金不足由国家按比例注入，农民要出劳动力和管理。如前年我到宁夏南部干旱山区考察，那里缺水的地方需要修蓄水池，如果拨钱，农民可能会拿去买东西吃掉，我们就是给农民水泥，农民出劳动力，这样一个一个建成了蓄水池。
这种乡村组织将分散的、目光不够深远的农民培养成比较有纪律的农民，他们可以逐步服从自己选出来的领导、服从自己制定的章程，通过乡村组织在中国农村进行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逐渐改变农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养成农民合作和协作能力，这才是千秋大业，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记者：你认为目前中央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曹锦清：中央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应该集中到一点，而不能撒“胡椒面”。我认为目前应该集中解决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一问题，此后可向农民提供一年的职业培训，让出来打工的农民成为更有技能的劳动力。
据统计，目前在农村从事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教师有600余万，如果每位教师每年补贴2万元，其中1万元是工资、1万元是教学行政费用，起码就要1200亿，而现在国家只给了400亿。如果从中央财政为“新农村建设”而支出的3000多亿中拿出1200亿到1500亿，集中解决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在职业培训方面再花200个亿，将会大大提高乡村教师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样很多人就愿意回农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