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网 选稿：王霖
2011陆家嘴论坛5月20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三：金融监管改革新动向与宏观审慎政策性框架构建。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发表演讲。(点击查看东方网独家组图)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主持人说五分钟，以前有个人告诉我五分钟的演讲只能讲一个故事，但是你给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题目，我争取能够用五分钟把一些想法说一说。
[李扬]宏观审慎政策问题现在是谈的比较多，但是我注意到主持人在主持词里说到，他搞不太明白，说实话，我作为研究者，现在也觉得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最主要的，作为一个新的体系，有两点我们必须要明确，而现在不明确。第一就是它的理论是什么？宏观审慎的理论是什么，它是不是超出现有理论的新理论？很遗憾，现在还看得不清晰。
[李扬]第二个，作为宏观审慎政策体系有没有，有别于现有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独有工具？也很遗憾，现在它没有独有工具。没有体系，没有独有工具，因此关于宏观审慎管理或者说宏观审慎监管或者宏观审慎政策的讨论就陷入一种大家基于自己的角度，基于自己的利益说自己话的境地，我个人感觉宏观审慎政策还需要讨论。
[李扬]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此前的微观审慎监管这套体系是不中用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前面提出宏观审慎政策这套体系之前一些情况，简单回顾是很必要的。
[李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大危机之后，建立了一套监管体系，在此之前，应当说没有象样的监管体系，这套监管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有效的。这个监管体系中有一个要点就是存款保险。存款保险对于金融稳定和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以互助的方式导致了金融的稳定。
[李扬]我们看到这次危机中，这些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使得危机不至于从资产方、负债方两者产生冲突，并最终没有发生传统的挤兑危机。第一个在资产方方面，主要依赖于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与经济互动，使资产价格的稳定性得到保证。
[李扬]负债方因为有了存款保险得到了稳定，资产方因为有一个设计相对得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得以稳定，由于最后贷款人的存在，所以它的运行相对是平稳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想监管货币政策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次危机中暴露出了有问题，所以宏观审慎政策应运而生，我们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得原先有效的整个一套体系没有效力。因为金融体系发生了变化。
[李扬]第一，传统的商业银行不再主要依赖传统业务存款贷款，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来获得它的负债，依赖市场来配置它的资源，依赖市场来取得它的收益，我想这点在中国谈，大家都有体会，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增加你的中间性收入、表外收入，那就是要离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来获得收益，这个事情在西方国家早已完成。
[李扬]第二，现在大量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出现了，他们没有银行之名，但有银行之实。他们为社会提供信用，不触动货币供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不改变货币存量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信用供给，这是央行调控为什么显得那么被动，为什么微观审慎政策不再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它超出了传统的那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视野。
[李扬]第三，投资银行功能的变化。投资银行是中介机构，是服务机构，但是在这次危机前是全面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他是一个全能的机构，把投资银行的理念、投资银行的功能全面地注入了我们传统的金融业务之中。
[李扬]第四是各种各样的机构化金融工具的产生，我们可以在不动机构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技术性的安排，解决我们的资金需求问题，解决资金来源问题、资金配制问题，解决资金的风险管理问题。
[李扬]第五，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支付清算体系产生，不依赖于央行，我们金融机构最基本的功能，支付、清算可以实现。
[李扬]最后一个，随着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以上的变化使得我们传统的，主要是针对机构，特别是主要针对商业银行的这样一些微观审慎管理失效，使得表内业务失效，使得针对产品和市场的监管失效了，现在整个金融业全面转向了金融服务业。它是一个服务业，使得基础货币以乘数为主要架构的货币传导理念失效了，所以要有新的理念。
[李扬]微观审慎不行了，但是宏观审慎应该是什么？目前还在探讨之中，有几个要点可以确定，就是宏观审慎应当说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维度，一个是横向维度。从纵向维度来看，关注周期，关注周期的变化对于金融稳定的影响；从横向来看，关注各种金融机构之间交互的效应，有可能是个体的理性会导致总体的非理性这样一种加种的困难。
[李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横向，欧洲版的监管法案比较关注纵向，关注经济的周期，因此就要花很多的气力来设定自动稳定器，识别周边的变化，从而相应地自动调整拨备覆盖率，决定杠杆的因素。美国的监管很注重什么是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他把很多经验放在这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的。
[李扬]可能我已经超出了时间。最后说一个对于中国的适应性问题，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讨论什么重要性机构等等，在我看来，对中国来说，我们在金融体系的特征上和欧洲比较接近，因此，第一我们要注意周期变化对我们经济的影响，我想大家仔细想想就可能会知道。
[李扬]外国人评价中国的金融体系，我们自己知道周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们根本不会有问题，而我们的问题也不是机构之间互相传染、互相感染的问题。
[李扬]第二，在中国，我们如果从微观审慎看到宏观审慎，我们现在很基础性的缺陷、基础性的手段和工具都不具备，与它相关的理论也不熟悉，所以中国第一要补课，第二要跟上。
【互动环节】
[黄明]我先提一个问题，我要问吴行长和李院长，就是刚才你们俩都说到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监管的启示，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理解是：的确中国的金融监管现在面临着是不是有可能过多的机构监管，而不是足够的功能监管，而且也缺乏在几个监管方之上更有权力的、有协调权、有动态的决策权的一些机构？而且吴行长也提到了，是不是可以通过央行有更多的权利的方法？我现在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两位，因为你们两位是在中国金融监管方面有非常多的研究和经验，你们认为中国怎样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个机构是不是应该央行来做这个事？不管是不是央行来做这个事，这个机构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权利，怎么样做这个事，能够协调监管？
[李扬]我同意吴行长的一些看法。我觉得黄明老是提大问题，你这种问题我想是不是两个层面来回答。一个是说我们要看，监管模式问题，你涉及到第一个是监管模式，到底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还是超越了功能监管，中国显然是在功能监管层面，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有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政治体制的根源，就是我们还是管机构、管人是我们所有领域中管理的要点，我们必须要管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也体现在我们金融领域管机构同时也管人，这使得金融这么活跃的领域发展确实受到障碍，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也应当支持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度，并且还要借鉴国际上最先进的理念。还要超出功能监管，因为功能监管现在很多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搞不清楚是什么功能，比如说现在谁能把一件事情到底是银还是保还是证说不清楚？需要更超前的模式，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方面。
[李扬]第二个，就是这样的功能确定之后，由什么机构来承担。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太多的混淆。当然吴行长比较多的讨论是说央行来牵头承担，不要削弱央行的权利，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观察，中国的很多东西，功能也要重新设置。偏开金融，就在金融活动中财政部的功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也该拿出来讨论。
[李扬]我们看一开会叫到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国际基金组织是这样开会，说定事是财长来定事，中国央行行长也定不了事就找一个副总理来定事，这种也要调一调，理顺。承担机构的一致划分其实是一个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伯南克刚上任到我们这里演讲，他要求有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他说我是内阁排名第四，不是你们排名第17，你是最不重要的阁员之一。从金融领域中提出了这样的调整的需要，我觉得这样调到位对我们机构的功能也都要有重新的设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很多的摩擦。现在到底是什么模式，以及模式的承担者这些问题搅在一起有的时候说不清，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调整。
